作者：欧阳祯人，张旭。欧阳祯人(笔名), 原名张杰，哲学博士，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史、儒家思想、新近出土简帛文献思想；张旭，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
原刊于《朱子学研究》编委会编：《朱子学研究》第39辑，南昌：江西省教育出版社，2023年。
本序乃阳明为《朱子晚年定论》所定之序，现收录于《王阳明全集》[1]第一册（卷七·文录四），另可见于《王阳明全集》第一册（卷三·语录三）所附录的《朱子晚年定论》。然此两处关于阳明作序年份却有不同说法：文录四认为此序作于正德十三年戊寅（1518），而语录三所附的《朱子晚年定论序》则明确载有“正德乙亥冬十一月朔，后学余姚王守仁序”[2]，说明此序作于正德乙亥也即正德十年（1515）。束景南先生经过细密考证，于《王阳明年谱长编·二》中指出，此序乃阳明于正德十年在南都所作[3]。结合当时南京门户之争的背景来看，阳明于乙亥年作《朱子晚年定论》并为之定序的可能性较大。至于钱德洪于文录四中为何标注此序作于戊寅，大概是以《与安之书》为根据，阳明于《与安之书》有言：“留都时,偶因饶舌,遂至多口,攻之者环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说,集为《定论》,聊借以解纷耳。门人辈近刻之雩都。” [4]而“门人辈近刻之雩都”便是戊寅年阳明在赣之时所发生的事情。然而，戊寅刻《朱子晚年定论序》并不意味着此序便是作于戊寅，钱德洪于此可能有所混淆，遂有此误。
正德九年（1514），阳明升南京鸿胪寺卿。随着阳明的心学思想日益成熟，其心学立场也日益坚定，并认“圣人之学”为心学。由于阳明主张心学，故而多被宗朱学者化约为象山之学并加以批评。阳明站在心学的立场，对《大学》之“格物致知”进行全新解读，与朱子对《大学》的解释大相径庭，于是遭到了宗朱学者之非议。阳明在南京与魏校、夏尚朴、王道等宗朱学者展开了一场门户之争，双方论辩十分激烈。后魏校于正德九年北上入京，王道于正德十年转官北上，王道入京后，遂同魏校等人与阳明弟子展开朱陆论战，此论战可视作南京论辩的延续。为终止论战、调停纷争，阳明于正德十年（1515）作《朱子晚年定论》，《朱子晚年定论序》便是阳明为该书所作之序。
阳明调停手段为引出朱子晚年悔悟之说以倡朱陆同归之旨，指出朱子晚年之说与心学之旨相合，而世之尊朱学者所据的乃是朱子中年未定之说。就调停策略而言，阳明采取的是釜底抽薪式的做法，的确极为高明，这与其之后的《象山文集序》（作于正德十五年）所发的朱陆同归论是一致的。然而就朱子晚年悔悟之真实性而言，仍有待商榷，原因在于阳明《朱子晚年定论》中所录的朱子之言并非皆为朱子晚年之论。据《明史·余祐传》记载，阳明《朱子晚年定论》以为朱子之学终归于存养，但余祐指出存养乃朱子少年之说：“‘安得执少年未定之见，而反谓之晚年哉？’其辨出，守仁之徒不能难也。” [5]对于这一点，阳明自己亦有所认识，他在《答罗整庵少宰书》中曾言，关于《朱子晚年定论》，“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所未考” [6]。可见，阳明对于《朱子晚年定论》之内容的真实可靠性心中已有定数。那么，阳明既然已知朱子晚年悔悟之说的真实性存疑，为何仍作此定论？《答罗整庵少宰书》中则有言及：“某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而然。……然大意在委曲调停以明此学为重。” [7]此处阳明明确指出作《朱子晚年定论》乃不得已而为之，其意只在调停因自己的思想与朱子之学存有差异而导致的纷争。阳明的这一做法应当是受程敏政《道一编》的启发，其在《与安之己卯》中曾言：“留都时偶因饶舌，遂致多口，攻之者环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说，集为定论，聊借以解纷耳。……近年篁墩诸公尝有《道一》等编，见者先怀党同伐异之念,故卒不能有入，反激而怒。今但取朱子所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辞，虽有偏心，将无所施其怒矣。” [8]要而言之，阳明作《朱子晚年定论》实乃权宜之计，其所论的朱子晚年悔悟之说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关于这一点，日本阳明学研究大家冈田武彦先生亦有所论述，他指出由于阳明“很早就以心学为宗，所以本来就应该从此开始而倡导扬陆贬朱，但当初却压抑住这种倾向而特意提出朱陆同归论，这也许是因为其心中有乡愿媚世之念吧” [9]！
阳明意图借论述朱子晚年悔悟之说来调解纷争，却最终招致更激烈的纷争，其原因大抵有二：
就此而言，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并未实现其写作目的，但亦不能因此否定其思想学术价值，对阳明编集序定《朱子晚年定论序》的良苦用心当持同情之理解，并且此序在阐述阳明的心学道统观、阳明的三教观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且后来阳明对于此序中的朱陆论调亦有所反思与改进，在此意义上，阳明此序可谓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鉴于各种原因，对《朱子晚年定论序》的讨论尚不多见，本文试图另辟蹊径，探究此序中阳明的道统思想、三教思想以及阳明的反思，这主要体现在阳明如何看待自身学问与朱陆之间的同异关系上。
在《朱子晚年定论序》的开篇，阳明首先阐释了其心学视域下的孔门正脉的延传谱系。他指出：
就儒家道统传承之断裂与千百年后“复追寻其绪”者，阳明的观点与世儒之所见存在不一致之处。就道统传承之断裂处，阳明在本序中认为圣学“自孟子而息”，这一点就世儒看来可谓是学术共识。唐代韩愈在其《原道》中指出：“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11]程颐于《明道先生行状》中亦“谓孟子没而圣学不传” [12]，说明一般认为孔门圣学自孟子殁后便失传。但阳明在其他地方又有另一表述，认为圣道自颜子殁而亡。如《别湛甘泉序》（壬申）中，阳明认为：“颜子没而圣人之学亡。曾子唯一贯之旨，传之孟轲终，又二千余年而周、程续。自是而后，言益详，道益晦，析理益精，学益支离无本，而事于外者益繁以难。” [13]另可见《传习录》：“问：‘颜子没而圣学亡’，此语不能无疑？先生曰：见圣道之全者惟颜子，观‘喟然一叹’可见。” [14] 两种表述看似矛盾，实则不然。当阳明言圣道“自颜子没而亡”时，指的是圣道之全体自颜子殁后不得尽传；当阳明言圣学“自孟子而息”时，指的是圣道自孟子后千百年无有承续。阳明认为颜子是“见圣道之全者……颜子没,而圣学之正派遂不尽传矣”[15]。而曾子、孟子则并未见圣道之全貌，仅得其一二，“曾子唯一贯之旨，传之孟轲”，说明阳明所认为曾子只得圣学“一贯之旨”的精髓，孟子得传的便是此一贯之道。此处可举一不恰当的例子说明颜子、孟子二人与圣学之间的关系：众所周知，禅宗有“一花开五叶”之说，在阳明看来，颜子便如若一人独承禅宗五家法脉兼于一身者；曾子、孟子便如若仅承禅宗五家法脉之一二者。至于阳明此处为何只言“自孟子而息”而不提颜子，更无如“自颜子而息”之语。一种可能的猜测是：阳明作此序意在调停，不愿再起纷争，圣学自孟子而息乃世儒之共见，为避免再滋纷争，遂仅言“自孟子而息”而不提及颜子。且在阳明看来，圣学“自孟子而息”也确为一颠扑不破之事实，如此说亦未尝不可，故本序中只言尽于此。
关于究竟是谁“追寻其绪”，阳明则有自己的理解与判断。此处阳明提点出濂溪、明道二人作为千五百余年后始复追寻其绪者，是有其独特意味与考量的。阳明以心学为圣人之学，故于濂溪主静之论、明道诚敬之说，颇觉契合，而视此二人甚高，阳明在《萍乡道中谒濂溪祠》中便有“千年私淑心丧后，下拜春祠荐渚萍” [16]之语。且上段所引《别湛甘泉序》（壬申）中，阳明也有言：“又二千余年而周、程续。” [17]由此可见，阳明大抵认为孟子殁后真正承续儒家道统的乃濂溪、明道二人。至于濂溪、明道之后，阳明认为继之者乃象山。据《传习录》载：“又问：‘陆子之学何如？’先生曰:‘濂溪、明道之后，还是象山，只是粗些。’” [18]要而言之，阳明认为孔门道统自孟子后的传承谱系为孟子—濂溪—明道—象山，将程颐、朱熹等排除在外。究其原因，在于阳明对孔门圣学的理解有所不同，阳明以心学为孔门圣学之秘，故而其理解的道统承续者皆与心学有密切关联，自然就将小程、朱子等排除在外。
正是由于阳明对儒家道统做此理解，才会对濂溪、明道以后的儒学做“自后辨析日详，然亦日就支离决裂，旋复湮晦”的评价。宋代儒学，在濂溪、明道之后，以程颐、朱子之理学为主流，此处的“自后辨析日详”指的便是程朱，尤其是朱子之理学。阳明以为程朱理学因提倡向外求理而离却根本，向外格物求理因此有支离决裂之弊；离却根本因此不得要旨而晦涩难懂。
至于为何言“支离决裂，旋复湮晦”乃朱子后学之流弊，一方面与朱子后学片面理解朱子思想有关，朱子后学以为朱子“重分殊”而日益走向支离散漫；另一方面则与朱子学成为官方正统思想有关，这导致朱子学成为登科及第的工具，进而流于俗学而离孔门圣学日远。
就儒学支离决裂之故，阳明探求的结果是“大抵皆世儒之多言有以乱之”。“多言有以乱之”指的便是虚文过盛，如此则道难以明于天下，因此有“多言有以乱之（道）”的说法，这是阳明一贯的观点。据《传习录》所载：“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还淳而见诸行事之实乎？抑将美其言辞而徒以于世也？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使道明于天下，则六经不必述。删述六经，孔子不得已也。” [19]此处阳明明确指出正是由于虚文胜、实行衰，世儒皆多言而少行，才导致天下大乱、大道不明。这也是阳明后来对辞章训诂之学如此痛恶的原因之一。
综上，阳明的道统观是建立在对宋代以来的程朱理学的批判之基础上的，阳明斥其学流弊为支离决裂，认为孟子殁后直承孔门血脉家风者为濂溪、明道二人，从而建立起了其心学视域下的道统观：孔子—颜子—曾子—孟子—濂溪—明道—象山。
《朱子晚年定论序》不仅涉及阳明对孔门正传的心学式理解，还牵涉到阳明的三教思想。阳明曾自述其学问自“百死千难中得来” [20]。虽然阳明之学离不开阳明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与辗转溺变的体认默识，但也不能因此磨灭其他因素对良知学形成所产生的影响。阳明的学问是在多种思想与理论的交汇与熔铸下产生的，其中既有从以孔孟为代表的原始儒家中所承续的千古圣圣滴骨之真血，又有自北宋五子到朱陆二子以来的理学诸流的思想启发，同时还涉及对佛、老二氏的融摄与超化。阳明在批判佛、老的同时，也深度地涵化、吸收了佛、老的精髓，这在《朱子晚年定论序》中有所体现，具体表现在他对自身为学经历的概括中。
本段阳明首先自述其为学经历，概而言之，即是“为学三变”。虽然关于阳明早期思想发展所经历的阶段有不同说法，如有以湛甘泉为代表的“五溺”说、有此处所及的以钱德洪为代表的“学凡三变”说、另有王畿对阳明思想历程之概括等，但若论与《朱子晚年定论序》所述相吻合者，当属钱德洪“学凡三变”之说。钱德洪于《刻文录叙说》中亦有提及。钱德洪言：“先生之学凡三变，其为教也亦三变：少之时，驰骋于辞章；已而出入二氏；继乃居夷处困，豁然有得于圣贤之旨：是三变而至道也。” [22]钱德洪亦认为阳明的为学经历是从“溺志辞章之习”，到“求诸老、释”，再到谪居龙场“恍若有悟”而归宗儒门。
阳明早年也曾溺于辞章之学，但随着阳明渐悟辞章之非，便从“驰骋于辞章”中脱离了出来，根据阳明此序所言的“既乃稍知从事正学”，可知在阳明看来辞章之学甚至都不能归于正学，而老、释之学在当时的阳明看来则属于正学之列，以至于阳明一度“以为圣人之学在此矣”，由此可见，阳明对于佛、老之学是多有肯认的。对于佛、老二氏之说，阳明前后经历了从信到疑的过程，而渐疑二氏之非的契机即是无法断绝亲情之念，因此阳明以为佛、老二氏有断灭种姓之弊，也就是这里所说的“然于孔子之教间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缺漏无归”。佛、老所倡的远离尘世，与孔门“入孝出悌”之教相戾，无法应用于日用伦常，故而阳明最终还是回归于儒家。直到正德三年（1508）阳明于龙场悟道，才真正切己地体悟出何为圣人之学，“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23]。而阳明所摒弃的“求理于事物”，恰恰正是当时世之儒者所奉为圭臬的义旨，阳明既已从心学角度理解圣人之道，自然认为世儒之说不及孔门圣学之精义，难以与二氏之学相媲美。“宜乎世之高明之士厌此而趋彼也！此岂二氏之罪哉”，更是指出了当时高明之士多归于二氏并非二氏之罪，言外之意即是认为此乃世儒之罪，世儒埋没圣学，无法收归人心，难以与佛、老相抗衡。这一现象实则在宋代便颇为普遍，据《宗门武库》载，张方平曾语王安石曰：“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 [24]可见，二氏高妙，世儒难以抵挡二氏冲击，故而造成其说“反出二氏之下”。由此可见，阳明认为二氏之说是有其可取之处的，其虽不如真正的圣人之道那般坦如大路，却也比辞章训诂、向外求理之学高明上乘。
阳明对二氏之学的这一态度，是与其三教融通观念一脉相承的，并且构成了其三教思想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据《年谱》记载，阳明31岁时曾“告病归越，筑室阳明洞中，行导引术” [25]。在这段洞中养病的时间，阳明求诸老、释，据王龙溪所述，阳明在这期间“于彼家所谓见性抱一之旨，非惟通其义，盖已得其髓矣，自谓尝于静中，内照形躯如水晶宫，忘己忘物，忘天忘地，与空虚同体，光耀神奇，恍惚变幻，似欲言而忘其所以言，乃真境象也” [26]。可见，在这段洞中修行的实践中，阳明对佛、老之要旨深得精髓。随着阳明思想的日益成熟，他也对这种道家式的静坐功夫进行了扬弃与超化。阳明在洞中进行长期的修习却始终无法摆脱爱亲之念，“爱亲之念对阳明则是一个真切呈显的事实，乃至为人的根本，承担保任，乃为人的责任，故弃彼就此” [27]。阳明借孝亲之念而“渐悟仙、释二氏之非”。道德情感与伦理法则使得阳明走向归宗儒门的正道，但这并不意味着阳明对佛、老进行全盘否定，只是在根本性的层面阳明坚守了儒家的立场，在此基础上对佛、老加以吸收，使得“二氏之用，皆我之用” [28]。这表明阳明在渐悟仙、佛之非后，走向的是以儒为主，融摄佛、老的道路。
三教关系一直是阳明所思索的问题，正德八年（1513），阳明作《送日东正使了庵和尚归国序》，并称“与之辨空，则出所谓预修诸殿院之文，论教异同，以并吾圣人” [29]。此处阳明便意图将佛氏之学并入吾儒圣学之中。正德九年，阳明指出：“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故不易辨，惟笃志圣学者始能究其隐微，非测亿所及也。” [30]这表明阳明认为二氏之学相去圣学不远。正德十年，阳明又在《朱子晚年定论序》中为二氏开脱，认为“世之高明之士厌此而趋彼”非二氏之罪，究其原因便在于阳明持三教一致的观点。阳明的三教一致思想一直延续到其晚年，阳明曾以三间厅堂之喻接引弟子：
“譬之厅堂三间共为一厅，儒者不知皆吾所用，见佛氏，则割左边一间与之；见老氏，则割右边一间与之；而己则自处中间，皆举一而废百也。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吾之用，是之谓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谓小道 。” [31]
阳明在归宗儒门的前提下，以为佛、老皆是从儒门之厅堂分割出去的，三间厅堂本为一间，佛、老二氏皆为吾儒之用，只是世儒与二氏之流不察不识此理，故各执一偏，世儒与当世之二氏之流皆不得要旨，故不识三教融通之真义。
阳明曾自称出入佛、老30年，并曾经一度“以为圣人之学在此矣”。即便阳明后来归宗儒家，但很难认为其良知之学与这段极为漫长的出入佛、老经历毫无关涉，一个人的生命存在与其思想历程都是具有连续性与整体性的，深潜佛、老之学的30年经历已使得阳明将二氏思想深深地融贯入他的内在生命与心灵深处，其一言一行都深深地打上了二氏思想的烙印，而佛、老的相关思想也以或隐或显的方式出现在阳明的思想体系当中。正是在这样的融汇与浇灌下，阳明摄道归儒、援佛入儒，最终形成了三教融通的思想，《朱子晚年定论序》中所关涉的阳明对二氏之学的评价亦是其三教观的具体体现。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朱子晚年定论序》所作的一大背景便是朱陆论战，由于当时阳明所创立的心学与象山心学多有相通处，宗朱学者遂指认阳明心学为象山一系并将其卷裹在朱陆之争的旋涡之中，阳明的朱陆同归论便是以自身学说为纽带，通过阐明自身思想与朱说无别以实现朱陆之说同归共旨。阳明指出：
间尝以此语同志，而闻者竞相非议，目以为立异好奇。虽每痛反深抑，务自搜剔斑瑕，而愈益精明的确，洞然无复可疑。独于朱子之说有相抵牾，恒疚于心，切疑朱子之贤，而岂其于此尚有未察？及官留都，复取朱子之书而检求之，然后知其晚岁固已大悟旧说之非，痛悔极艾，至以为自诳诳人之罪，不可胜赎。世之所传《集注》《或问》之类，乃其中年未定之说，自咎以为旧本之误，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诸《语类》之属，又其门人挟胜心以附己见，固于朱子平日之说犹有大相缪戾者，而世之学者局于见闻，不过持循讲习于此。其于悟后之论，概乎其未有闻，则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无以自暴于后世也乎？ [32]
阳明此处阐述了其对自己的思想学说与朱子思想之间关系的看法。在阐述与朱子思想之间的关系之前，阳明对自己的思想学说进行了一番细致搜剔，从而进一步建立自己的学术信心，确信自己的思想学说之“无复可疑”。这说明阳明自龙场悟道开创自己的心学后，仍在不断完善自己的思想学说。而促使阳明不断完善自己学说、令自己思想日益成熟的动力之一，便是来自旁人对其思想学说的质疑，即此处所言的“而闻者竞相非议，目以为立异好奇”。这一点另可参见徐爱之言：“人见其少时豪迈不羁，又尝泛滥于辞章，出入二氏之学，骤闻是说，皆目以为立异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夷三载，处困养静，精一之功，固已超入圣域，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 [33]阳明的思想自提出以来便受到了诸多挑战与质疑，虽然阳明对自己的思想十分确信，但仍不得不思考：若自己的心学思想的确与圣人之学相契合，为何还会被“竞相非议”？而“痛反深抑”“搜剔斑瑕”等语则表明阳明确实为此困惑不已，但这些困惑随着阳明思想的日益成熟与圆融而逐渐融释，最终的结果便是阳明的思想“愈益精明的确，洞然无复可疑”。
在确立自己的思想无疑后，阳明阐述了其对自己学说与朱子思想之间关系的看法：从最初的相抵牾到最后的归于同然。而实现这一看法转变的关键就在于对朱子学说进行中年与晚年的划分。阳明最初以为自己的学说与“朱子之说有相抵牾”，根据其表述可知，阳明的学说与朱子的学说相抵牾之处实为与朱子中年未定之说相抵牾。由于阳明当时未意识到这一点，不曾见得朱子晚年之说，而以朱子中年未定之说为朱子学说之全体，故有此抵牾。但阳明指出，在得观朱子晚年之说后，一方面，已知朱子晚年对其中年之说“痛悔极艾”；另一方面，得知朱子晚年之说实与阳明自己的学说归于同然。而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大学或问》《朱子语类》等均属其未定之说，不可为据，世儒未闻朱子晚年之说，仍以中年未定之说为据，故而争论不休。
然而如冈田武彦先生所说，由于阳明此时仍有“乡愿媚世之念”，因此其调停之举有动气求胜之嫌，以至于《朱子晚年定论序》一出即招致更激烈之纷争。鉴于此，阳明对于此序中的朱陆同归之说进行了检讨与反省，这一点可从阳明之后的相关言论中窥见一二。
阳明在《答罗整庵少宰书》中谈道：
“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益于己者，己必喜之；损于己者，己必恶之。然则某今日之论，虽或于朱子异，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过也必文。某虽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34]
一方面，阳明指出“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仔细涵泳体味此语，即可发现此是阳明自省之语，是阳明对自己作《朱子晚年定论序》行为所犯之过的反思。这种过失不仅仅指对朱子晚年之语缺乏考证，还承认了自己当时尚未以公心作序。因此，另一方面，阳明便在寄给罗整庵的这封书信中阐述了其现在的观点：“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此时阳明已经摆脱了扬陆贬朱的立场，回归于学术之公道、公心的立场。在此立场下，阳明认为既不可偏私于朱子，亦不可偏私于孔子，而应归于天下之公器，只是阳明又将此公器的标准置于真己之本心下。
而在阳明晚年，亦有涉及其思想与朱陆之间的关系。嘉靖五年（1526），阳明《答友人问》：
象山论学与晦庵大有同异,先生尝称象山“于学问头脑处见得直截分明”。今观象山之论,却有谓学有讲明,有践履,及以致知格物为讲明之事,乃与晦庵之说无异,而与先生知行合一之说,反有不同。何也？
曰:君子之学,岂有心于同异？惟其是而已。吾于象山之学有同者,非是苟同;其异者,自不掩其为异也。吾于晦庵之论有异者,非是求异;其同者,自不害其为同也。假使伯夷、柳下惠与孔、孟同处一堂之上,就其所见之偏全,其议论断亦不能皆合,然要之不害其同为圣贤也。若后世论学之士,则全是党同伐异,私心浮气所使,将圣贤事业作一场儿戏看了也。[35] ?
针对自己思想与朱陆之异同，阳明说自己与朱子学之异非是“求异”，与象山学之同非是“苟同”。与朱子学之异非是“求异”，指的是阳明认为自己之所以对朱子学多有批判，其学问从向外格物转为向内求理，并不是在标新立异，也不是为了反对朱子学以显示自己与朱子学之间的差异而刻意建立一套心学体系与朱子学针锋相对。阳明学与朱子学之间的差异不是刻意寻求而来的，而是由于阳明格竹失败等经历而体证出朱子学有务外遗内之流弊，经龙场大悟找寻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 [36]的心学路径。故而阳明说其与朱子之异不是“求异”。与象山学之同非是“苟同”，指的是阳明认为自己思想与象山心学多有相通处，世人遂直接将阳明与象山并为一列，但是阳明认为自己的思想之所以与象山学多有吻合，并不是自己在刻意“苟同”于象山学，而是大悟后自然而然产生的结果。阳明并不是在充分了解象山学的前提下，为发扬继承象山学而刻意沿此学脉而前进，而是在自立己说后发见自我思想与象山学多有融通。认为阳明学直接继承象山学的观点是当时世人因二者的一致性面向而做出的误解，阳明学在创立阶段更多的是儒、释、道三教融合与阳明自身经历的合力的结果，阳明学对象山心学的继承只能作为学术史上的判断，而不能将之混淆为阳明直接主动传承发扬象山心学，阳明不是事先为继承象山学而再确立自己的心学立场的，但阳明学在创立良知说的阶段则可能受到了象山学的影响。
在《答罗整庵少宰书》中，阳明表明了学术之公心的观点，但并未系统阐明自己思想与朱陆之间的关系，而《答友人问》中的非是“求异”、非是“苟同”之说，在一定程度上则可视作对学术之公心的承续与发扬，此时阳明已完全跳出《朱子晚年定论序》中的门户之争，真正出于公心对待自己的思想与朱陆之间的异同关系。可见，阳明在作《朱子晚年定论序》之后，便进行了自我检讨与反省，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其思想不断发展与超化，到晚年时则圆融无碍，堪称圆教。
阳明在《朱子晚年定论序》中阐述了其与程朱相异的心学道统观，意在确立心学的正统地位；随后阳明概括了其心学建立的思想历程，意在表明其思想乃承续孔门心法正脉；接着阳明申明了其思想的无疑性，意在为后文的朱子晚年悔悟之说埋下先声伏笔。在阳明表明自己的思想为孔门正统之传且又无复可疑之后，引出朱子晚年悔悟之说则显得顺理成章。然而，阳明的这一构想最终仍以失败告终，朱陆之争反而自《朱子晚年定论》与《朱子晚年定论序》出世后愈演愈烈。虽然，从阳明作序的动机与序中之内容来看，尚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但是亦不可因此忽视此序中的思想价值。阳明在此序中构建了心学式的道统谱系，肯定了二氏之学的思想价值，并在自我检讨中以学术之公心澄清了自身思想与朱陆之间的异同关系，这都是值得关注的地方。因此，《朱子晚年定论序》的价值与意义仍旧值得重视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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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王阳明全集》卷三，第144—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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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五，第1423页。
32. 《王阳明全集》卷三，第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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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王阳明全集》卷二，第88页。
35. 《王阳明全集》卷六，第233页。
36. 《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第1354页。
编辑：罗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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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序》思想再探发布于2023-10-30 17:07: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