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你不快乐 ，是因为疏于照看自己的心

今天很多人之所以感觉没有幸福感，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恐怕就在于大多数中国人都不懂修行为何物，从而疏于照看自己的心灵。心灵是幸福的“感受器”，而健康和良好的心灵状态则是幸福的直接源泉。

王阳明曾经是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心学曾经是一门风靡天下的显学。在当代中国，假如你在大街上做一个调查，问一问王阳明是谁，以及心学在讲什么，也许在一百个人中，不见得有几个人能答得上来。

王阳明是立德、立功、立言的哲人。他继承了宋代大儒陆九渊的思想，以自己的体悟加以完善，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心学”体系。在他看来，人活于世，烦恼苦闷皆由心生，而他提出的处世五法则是引导众人抵御外界纷扰的绝佳智慧。读懂王阳明，让心灵去修行。读懂王阳明，就能拥有健康心灵。

王阳明学说的精髓在于“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他认为朱熹要求人们绝对服从抽象的“天理”是没有道理的，不符合现实社会的客观实际。他认为“天理”就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要求人们“知行合一”，通过提高自己内心的修养和知识水平，去除自己的私欲与杂念，从而达到社会的和谐运行，即所谓的“致良知”；教化人们，应将道德伦理融入到人们的日常行为中去，以良知代替私欲，就可以破除“心中贼”。

王阳明主张“致良知”，认为只有疗救人心，才能拯救社会，只有每一个人去掉内心世界的“恶欲”和“私欲”，才能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王阳明的“心学”肯定了每一个人的感性认识，更贴近现实生活，远比朱熹的冰冷冷的教条更有人情味。

立德、立功、立言是古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最高境界，王阳明用自己一生的行动实现了人生的最高价值。王阳明临终前，他的学生周积问他还有什么遗言，他自信而乐观地说：“心光明，亦复何言！”后人从中不难品味出他的满足感与成就。

修身养性的最高之境，在于无论面对何事都能不急不焦保持内心的宁静。王阳明在《传习录|中提到：“天地气机，元无一息之停。然有个主宰，故不先不后，不急不缓，虽千变万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无主宰，便只是这气奔放，如何不忙？”

现代社会中大多数人，与身体的操劳相伴随而来的，往往还有内心的忙乱急躁、焦虑不安。王阳明的欲修身先养心，对修身养性有重要指导意义。所谓“身之主宰便是心”，倘若在忙碌的生活中不能给内心留一份悠闲，而使其深受烦恼与担忧所累，便更难在为人处世。

王阳明主张欲静心先戒躁。“如今于凡忿懥等件，只是个物来顺应，不要着一分心思，便心体廓然大公，得其本体之正了。”意思是：如今，对于愤怒等情绪，只要顺其自然，不过分在意，心体自会豁然开朗，而实现本体的中正了。依王阳明之见，心胸狭隘的人，只会将自己局限在狭小的空间里，郁郁寡欢；而心胸宽广的人，他的世界会比别人更加开阔。

王阳明所提倡的欲心旷先求简，在某种程度上与道家所说的“顺其自然”相仿，但相对于老庄的无为之态，王阳明推崇的是“无为之下的有为”，即以退为进大道至简的本真心态。人活一生也应如此。为什么人们会不厌其烦地追求那些看似风光，实际上令人身心疲惫的“负担”呢？皆因内心少了一种简单的人生态度。与其困在财富、地位与成就的壁垒中迷惘，不如尝试以一颗简单的心，追求一种简单的生活。

王阳明的心学有两个要点。一是“心即理也”，即一个人只要能够悟到心的本体，心本身是善的，人心的制高点是良知。那么他就可以日益精进，达到成贤成圣的高度。心学的第二个要点就是“知行合一”。王阳明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也就是说，在道德观念指导下产生的意念活动，就是行的开始；符合道德规范的行，就是知的完成，知行是合在一起的。

王阳明在《传习录|中说：“诚字有以工夫说者。诚是心之本体，求复其本位，便是思诚的工夫。”在他看来欲简泊，先意诚。人的本心就是真，这世上只有两件事，一件为真，一件为假。求真必然务实，求假自然务虚，虚实之间，体现的不仅是对人的态度，更是对自己的认识。糊弄别人容易，糊弄自己很难。

要判断一个人的心灵状态是否健康良好，最简单的标准，就是王阳明经常引用的《中庸|里的一句话：“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也就是说：一个人无论处在怎样的境遇之中（富贵、贫穷、顺境、逆境），都能保持自在安详、自得其乐的心境，都始终保持内心强大。做到这一点，就可以称为“君子”，亦即心灵健康的人。而要想获得这样的心灵状态和精神境界，就必须通过两个字——修行。

今天很多人之所以感觉没有幸福感，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恐怕就在于大多数中国人都不懂修行为何物，从而疏于照看自己的心灵。心灵是幸福的“感受器”，而健康和良好的心灵状态则是幸福的直接源泉。因此，如果我们对于心灵的运作机制一无所知，对于心灵与人生的关系全然懵懂，任由自己的心灵家园常年抛荒，那无异于亲手斩断了我们与幸福之间天然具有的联系。

“至乐”——“孔颜之乐”是王守仁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也是其最高的审美境界。“至乐”或“乐”，在王守仁看来，不同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生理感官愉悦的“七情之乐”。“至乐”虽出自于“七情之乐”，但已是一种超越于此的高级精神境界。这个“乐”就不只是一个情感范畴，更是一个境界范畴。因此，他说：“乐是心之本体。仁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欣合和畅，原无间隔。”“仁人”即圣人，作为心之本体的“乐”也就是圣人。

圣人是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并“怡神养性以游于造物”，“闲观物态皆生意，静悟天机入窅冥，道在险夷随地乐，心忘鱼乐自流形”的那种超越时空、消融物我的高度自由的精神境界，同时又是“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完全摆脱个人名利、贫富穷达的无私境界。这种境界是王守仁的落脚点。这也正是“孔颜之乐”的精神实质。因此，在“乐”中，审美主体就实现了社会与自然、理性与感性、必然与自由的高度统一，达到了充实活泼的自由怡悦的“孔颜之乐处”。

王守仁正是从这一“至乐”境界出发来阐释善与恶、美与丑的。他认为美与善是统一的，美是“理”的感性显现。他说：礼字即理字。理之发见，可见者谓之文，文之既微不可见者谓之理。只是一物。文也者，礼之见于外者也，礼也者，文之存于中者也。文显而可见之，礼也。礼微而难之，文也。是所谓体用一源，而显微无间者也。

所谓“礼字即理字”，亦即“心”(良知)是体现为社会与天地万物的准则，尤其是存在于吾心的道德律令，即《六经|为吾心之常道，是善的内容。这种“礼”是抽象的，理性的，不可见的。所谓“文”是“礼”的外在表现，亦即良知在个体生命中的表现形式。而“文”在中国古典美学中，自先秦孔孟荀、《易传|以致后来的刘勰等讲的“文”，都已明显地包含有“美”之置。因此这里的“文”即是美。

王守仁认为作为理性内容的善(礼)和作为感性形成的美(文)是统一的，“体用一源，而显微无间”的。也就是说，善要表现在美的形式之中，而美的形式同时也正是善的表现，具有善的意义，不是外在于善的东西。因此，他说：“《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乐|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吾心”即良知、礼，是善的内容，而乐、诗只能是“吾心”的外在感性形式。

由此，他说：“文也者，礼之见于外者也，礼也者，文之存于中者也。”这里，他就规定了美是礼的感性显现。这一命题强调了善与美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社会与自然的统一，理性与感性的统一。同时，在他看来，“礼”是存在于感性个体生命之中的体现人的主体意识和人格精神的道德律令，是对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的肯定。这体现了中国美学从道德境界走向审美境界亦即达到“天人合一”的“至乐”境界的重要特征。

也正是从“至乐”境界出发，他认为作为本然状态的“良知”无善恶、无美丑。他说：“至善者，心之本体。本体上才过当些子，便是恶了。不是有一个善，却又有一个恶来相对待也，故善恶只是一物。”又说：“良知本来自明。气质不美者，渣滓多，障蔽厚，不易开明。质美者渣滓原少，无多障蔽，略加致知之功，此良知便自莹彻。”

虽然，“善恶只是一物”，“良知”本自是美(明)的，但在现实中，由于为世事所累，自求许多忧苦，自加迷弃，利禄缠身，使明镜般的“良知”不能朗现，才出现了“过与不及”之善恶和美丑之分。为了解其障蔽，他提出“致良知”，要求人们应在“过与不及之处”多下功夫以致“中和”，并使美丑、善恶自融，显现出“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水无缺”心灵莹彻的“至乐”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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