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字伯安,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属宁波余姚)人。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故学者称其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
王守仁作为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释道,与孔子、孟子、朱熹并称为孔、孟、朱、王。著有《王阳明全集|《传习录|《大学问|《王文成公全书|等代表作品。后因起兵平定宸濠之乱,被封为新建伯,隆庆年间追赠新建侯。1529年去世,谥文成,故后人称其为王文成公。万历年间得以从祀于孔庙。
1、人物生平
生而不凡
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王守仁出身于浙江余姚一个显赫的家庭,父亲王华是成化十七年(1481年)状元,官至南京吏部尚书。
王守仁天生有特殊的气质。他的母亲怀孕十四个月才分娩,在他诞生之前,他的祖母梦见天神衣绯玉,云中鼓吹,抱一赤子,从天而降,祖父遂为他取名为“云”,并给他居住的地方起名为“瑞云楼”。
王守仁5岁仍不会说话,但已默记祖父所读过的书。有一高僧过其家,摸着他的头说“好个孩儿,可惜道破。”祖父根据《论语·卫灵公|所云“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为他改名为“守仁”,随后他就开口说话了。他的父亲王华喜爱绍兴的山水,才举家离开余姚,移居绍兴。幼年的王守仁,有着良好的家世,也因此拥有一个非常优越的学习环境。
年少有为
十二岁时,王守仁正式就读师塾。十三岁,母亲郑氏去世,幼年失恃,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挫折。但他志存高远,心思不同常人。一次与塾师先生讨论何为天下最要紧之事,他就不同凡俗,认为“科举并非第一等要紧事”,天下最要紧的是读书做一个圣贤的人。当时国家朝政腐败,义军四起。英宗正统年间,英宗被蒙古瓦剌部所俘。这件事情在王守仁幼小的心中投下了巨大的阴影。他发誓一定要学好兵法,为国效忠。十五岁时就屡次上书皇帝,献策平定农民起义,未果。同年,他出游居庸关、山海关一月之久,纵观塞外,那时已经有经略四方之志。
娶妻诸氏
弘治元年(1488年),王守仁十七岁时,他到南昌与诸养和之女诸氏成婚,可在结婚的当天,大家都找不到他。原来这天他闲逛中遇见一道士在那里打坐,他就向道士请教,道士给他讲了一回养生术,他便与道士相对静坐忘归,直到第二天岳父才把他找回去。
弘治二年(1489年),王守仁十八岁时,与夫人诸氏返回余姚,船过广信,王守仁拜谒娄谅。娄谅向他讲授“格物致知”之学,王守仁甚喜。之后他遍读朱熹的著作,思考宋儒所谓“物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具至理”的学说。为了实践朱熹的“格物致知”,有一次他下决心穷竹之理,“格”了七天七夜的竹子,什么都没有发现,人却因此病倒。从此,王守仁对“格物”学说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守仁格竹”。
步入仕途
弘治五年,王守仁第一次参加浙江乡试,与胡世宁、孙燧同榜中举,其后,学业大有长进。但他越来越喜欢谈论军事,并且很会射箭。然而,二十二岁时考进士不中,内阁首辅李东阳对其笑道:“你这次虽然不中状元,下一次科举必定会中状元,试一试为下一次科举作个状元赋。”王守仁拿起笔就完成了,朝堂上的元老们都很惊奇他的天赋才能。嫉妒他的人就开始议论说,这个年轻人如状元及第,必然是目中无人。王守仁二十五岁再次参考科举,再次落第。他的状元父亲开导他说,此次不中,下次努力就能中了,但他笑道:“你们以不登第为耻,我以不登第却为之懊恼为耻”。
被贬悟道
弘治十二年(1499年),二十八岁的他参加礼部会试,因考试出色,举南宫第二人,赐二甲进士第七人,观政工部。出治葬前威宁伯王越,回朝上疏论西北边疆防备等八事,随后授刑部主事,在江北等地决断囚狱,随后因病请求归乡。弘治十七年(1504年),起用授兵部武选司主事。
贵阳修文阳明洞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冬,宦官刘瑾擅政,并逮捕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二十余人。王守仁上疏论救,而触怒刘瑾,被杖四十,谪贬至贵州龙场(贵阳西北七十里,修文县治)当龙场驿栈驿丞。同时,他的父亲王华也被赶出北京,调任南京吏部尚书。
路途中,王守仁被刘瑾派人追杀,伪造跳水自尽躲过一劫。逃过追杀的王守仁暗中到南京面见父亲王华,王华对他说:“既然朝廷委命于你,就有责任在身,你还是上任去吧。”随后他踏上路途,来到贵州龙场,“万山丛薄,苗、僚杂居”,龙场在当时还是未开化的地区。王守仁没有气馁,根据风俗开化教导当地人,受到民众爱戴。在这个时期,他对《大学|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领悟。王守仁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他在这段时期写了“教条示龙场诸生”,史称龙场悟道。
正德四年(1509年)闰九月,王守仁谪戍期满,复官庐陵县(今江西吉安)知县。次年八月,刘瑾被杨一清联合宦官张永设计除去,十二月升任南京刑部主事。正德六年(1511年)王守仁随即被召入京,历任吏部验封司主事、署员外郎、吏部文选司主事。正德七年(1512年),历任吏部考功司郎中、南京太仆寺卿。正德九年(1514年),升任南京鸿胪卿。
平定江西
正德十一年(1516年)八月,兵部尚书王琼对王守仁的才能十分赏识,在王琼的推荐下,王守仁被擢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安)、赣(州)、汀(州)、漳(州)等地。
当时,南中地带盗贼蜂拥四起。谢志山占领横水、左溪、桶冈,池仲容占领浰头,各自称王,与大庾的陈曰能、乐昌的高快马、郴州的龚福全等遥相呼应,攻占、剽掠各处府县。而福建大帽山的盗贼詹师富等又起兵。前任巡抚文森托病去职。谢志山联合乐昌的盗贼夺取大庾,进攻南康、赣州,赣县主簿战死。守仁到任后,知道官府中有不少人是盗贼的耳目,于是责问年老而狡黠的仆役,仆役浑身哆嗦不敢隐瞒,如实坦白。守仁赦免了他们的罪过,让他们侦探叛军的情报,守仁因此掌握了盗贼的动静。随后他传檄福建、广东会兵一处,首先讨伐大帽山的盗贼。王守仁用兵“诡异”、独断,素有“狡诈专兵”之名。
正德十二年(1517年)正月,王守仁亲自率领精锐在上杭屯兵,假装撤退,出敌不意进攻,连破四十余寨,斩杀、俘获七千多人。他向朝廷上疏称,权力太小,无法命令将士。王琼上奏,给了王守仁旗牌,可以便宜从事。七月,进兵大庾。十月,克左溪、横水,破巢八十四,斩杀、俘获六千多人。战毕,在横水设置崇义县。随后师还赣州,讨伐利头的盗贼,斩杀两千多人。王守仁率领书生和偏裨,荡平为患数十年的盗贼,附近的人都惊呼守仁是神。
平定叛乱
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朱宸濠发动叛乱。据说,消息传到北京后,朝中大臣震惊不已,只有王琼却十分自信地说:“王伯安在江西,肯定会擒获叛贼。”
当时,王守仁正准备前往福建平定那里的叛乱。行至江西吉安与南昌之间的丰城,王守仁得到朱宸濠叛乱的消息,立即赶往吉安,募集义兵,发出檄文,出兵征讨。一开始,王守仁来了个疑兵之计。他深知如果宁王顺长江东下,那么南京肯定保不住。作为留都的南京丢了,叛军在政治上就会占有一定的主动,平叛就会有困难。
王守仁平定盗贼后兵符已上交兵部,手中无兵。在江西境内的朝廷官吏都来帮助守仁,又在袁州(今江西宜春)聚集各府县士兵,征调军粮、制造兵械船只。
王守仁假装传檄各地至江西勤王,在南昌到处张贴假檄迷惑宸濠,声称朝廷派了边兵和京兵共八万人,会同自己在南赣的部队以及湖广、两广的部队,号称十六万,准备进攻宁王的老巢南昌。为争取时间集结军队,又写蜡书让朱宸濠的伪相李士实、刘养正劝宸濠发兵攻打南京,又故意泄露给宸濠。此时,李、刘二人果然劝宸濠进兵南京,宸濠大疑,按兵不动。
宁王犹疑不定,等了十多天,探知朝廷根本没有派那么多的兵来,才沿江东下,攻下九江、南康(今江西星子)两城,逼近安庆。而在朱宸濠率兵六万自九江沿江而下、窥伺南京的时候,王守仁已经率领仓促组建的八万平叛军,直捣宁王的老巢——南昌,迫使朱宸濠回援。当时有人建议王守仁往救安庆,他不肯,分析说:如果救安庆,与宁王主力相持江上,而南康和九江的敌人就会乘虚攻我后背,我们腹背受敌;而我们直捣南昌,南昌守备空虚,我们的军队锐气正足,必可一举而下;宁王必定回救,到时我们迎头痛击,肯定会取胜。后来的事实果如王守仁所料。
此时守仁大军已集结完毕。宸濠精锐都前往安庆,留守南昌的兵力空虚,守仁率兵攻打南昌,宸濠回兵救南昌。最终双方在鄱阳湖决战,经过三天的激战,宁王战败被俘,宁王叛乱历时35天后宣告结束。
然而,平叛大功却没有得到武宗的认同。武宗身边的佞幸之臣,平时与宁王交往密切,心态极端复杂。一些佞幸之臣希望王守仁将朱宸濠释放,然后再让已经南巡的武宗亲自“擒获”朱宸濠,以满足武宗的虚荣心。面对这样复杂的情势,王守仁急流勇退。他将朱宸濠交付当时尚属正直的太监张永,然后称病,以避免卷入更多的政治事端中。所以,终武宗一朝,王守仁平叛之功没有得到朝廷的封赏。直到世宗即位以后,王守仁才加官晋爵。
立院讲学
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世宗即位,由藩王入继大统的世宗,在对王守仁有过短暂的赏识之后,便对这位非常能干的臣子采取了冷漠的态度。在世宗即位之际,王守仁因父老请归,世宗说王守仁有擒贼平乱之大功,正要论功行赏,不许他辞官。同年七、八月,先升其为南京兵部尚书,不许他推辞,稍后又准许他顺路回去探视父亲。不久,加封王守仁为新建伯,世袭。
嘉靖元年(1522年),父亲王华去世,王守仁回乡守制。嘉靖三年(1524年),他受邀在稷山书院讲学;嘉靖四年(1525年),又在绍兴创建阳明书院,其弟子亦开始讲学,传播“王学”。同年,原配夫人诸氏去世,王守仁续娶张氏,并于次年喜得一子。[4]嘉靖六年(1527年)九月,在赴广西平叛前夜,他在天泉桥留心学四句教法: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总督两广
嘉靖六年(1527年),思恩、田州的民族首领卢苏、王受造反。总督姚镆不能平定,于是下诏让守仁以原先的官职兼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兼巡抚。黄绾借此机会上书争辩守仁的功绩,请赐给他铁券和岁禄,并叙录平定宁王叛乱功臣,世宗都答应。十二月,守仁军至思恩,卢苏、王受早就听闻了守仁平定盗贼和叛乱,十分害怕,投降了守仁。
嘉靖七年(1528年)二月,王守仁率湖广兵抵达南宁,而卢苏、王受刚归降,愿意立功自赎。王守仁于是派遣大臣商议,并命湖广佥事汪溱、广西副使翁素、佥事吴天挺及参将张经、都指挥谢佩监湖广土兵,袭剿断藤峡叛军。此后仍然总督分永顺兵进剿牛肠等寨,保靖兵进剿六寺等寨,约好以四月初二各至抵达地点。
当时,叛军听闻明军檄湖广土兵抵达,均逃匿深险之中;又听闻卢苏、王受归降,王守仁进驻南宁,故以为王守仁以散遣诸兵布阵,于是防备弛缓。至此,湖广兵皆偃旗卧鼓驰马抵达,与明军一同突进,四面夹击。叛军大败,于是退守保仙女大山,据险结寨。官军攀木缘崖仰攻,并随后连连攻破油榨、石壁、大陂等地,直击断藤峡。随后王守仁密檄诸将移兵剿仙台等贼,分永顺兵、保靖兵各自进剿,约定在五月十三日抵达巢穴。叛军退守永安力山,仍然被王守仁围困的大军打败,溃军为副将沈希仪斩杀。至此,断藤峡叛军几乎全尽。
病逝归途
平乱后,王阳明因肺病加重,向朝廷上疏乞求告老还乡,推荐勋阳巡抚林富代替自己,不等朝廷的批复就回去了。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卯时(1529年1月9日8时)病逝于江西南安府大庚县青龙港(今江西省大余县境内)舟中。临终之际,弟子问他有何遗言,他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丧过江西境内,军民都穿着麻衣哭送守仁。先前因平定宁王叛乱封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隆庆时追赠新建侯,谥文成。万历十二年从祀于孔庙。
2、主要作品
文学
《古文观止|中收录有王守仁的名篇《瘗旅文|、 《教条示龙场诸生|。王守仁早年作诗刻意求工整,晚年融会哲理。
书法
王守仁在书法作品以行草为主。王守仁将心学融入书法,丰富了中国的书法理论。
著作
《大学问|、《王阳明全集|、《传习录|
作品收录于《明史|、《古文观止|
3、主要成就
功绩
正德十三年(1518年),王守仁恩威并施,平定为患江西数十年的民变祸乱。
正德十四年(1519年),王阳明在鄱阳湖中仿效赤壁之战,平定洪都的宁王朱宸濠之乱。
嘉靖七年(1528年),平定西南部的思恩、田州土瑶叛乱和断藤峡盗贼。
思想
阳明学派,又名姚江学派,创始人为明代大儒王守仁,因其曾筑室于故乡阳明洞中,世称阳明先生,故称该学派为阳明学派。该学派提倡“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学说,后分化为浙中王学、江右王学、和泰州王学等七派。阳明学派是明朝中晚期思想学术领域中的一个著名流派,其学说是明朝中晚期的主流学说之一,后传于日本,对日本及东亚都有较大影响。其中最著名者六人,据黄宗羲《明儒学案|载:“南中之名王氏学者,阳明在时,王心齐、黄五岳、朱得之、戚南玄、周道通、冯江南,其著也。”
中文名:阳明学派
别名:姚江学派
创立时间:明朝中晚期
学术主张: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
代表著作:《王文成公全书|(38卷)
创始人:王守仁
代表人物
他一生仕途坎坷,然治学不倦,成就卓著。他创立的“心学”思想体系,积极追求个性解放,冲破了“理学”的传统观念,在封建社会后期产生过重要影响,堪称学界巨擘。他的教育思想,敢于反对旧道学的禁锢,有着浓烈的创新精神。他不仅文韬武略,还是一位治世能臣。清代名士王士祯称赞他“·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为“明第一流人物”。
王守仁才高学邃,在哲学上曾提出“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命题,冲击了僵化的程朱理学,最终集“心学”之大成,开创了著名的“姚江学派”。其“心学”学说的思想本质是强调个性化的发展、个人意愿的尊重及个体创造力的调动,至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阳明学说在海外、特别是对日本明治维新发生过作用,对现代企业的人性化管理影响也很大。
崛起原因
王阳明在世时,其学术思想虽然有一定的影响和为一部分人所接受,但还不是很广泛,而且不时遭到朝廷内外的攻击和责难,更被程朱理学的信奉者斥之为“伪学”,攻之为“异端”。
明朝中叶以后,随着程朱理学日益失去控制人心的作用,王阳明的学术思想才逐步左右思想界,风靡一时。在教育领域里,程朱学派养成的教育传统窒息了自由思想。当时的知识分子都把熟读朱熹注的“四书”和《性理大全|等书,奉为金科玉律,不敢稍有出入,否则被诬为离经叛道。“王学”的出现,要求人们摆脱程朱学派章句语录的桎梏,“反求诸心”,追求自己智慧、道德的灵光,这在当时学术界确实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
“王学”将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说教臻于系统和完善,而且具有简易明白、通俗易懂的特点,更便于推行和传播,所以也深得封建统治阶级青睐。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任何一种新的和具有革新性的学术、思想流派的崛起和确立,其权威作用是极为重要的,作为“王学”的创始人和学派的首领,王阳明是充分具备这些条件的。王阳明在政治实践、教育实践和学术成就方面,如果按封建主义的标准来衡量,在“立功”、“立德”、“立言”等要求上都是堪称楷模的。他在平复宁王朱宸濠叛乱、镇压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起义中是为明王朝立了功的。他的社会声望、道德品质、教育业绩和一代名师的风范都深孚众望,为正直的封建士大夫所景仰。他所创立的“心学”开辟了儒学的新领域、新境界。他的著作《传习录|、《大学问|等是新儒学的经典名著。据《明儒学案|载,《传习录|刊行于世后,许多不满八股道学的士子、举人、进士,乃至官吏等,如获至宝。所有这些为“阳明学”的崛起和确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阳明学派崛起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阳明弟子四处讲学,广为传播。仅据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列名记载,就有六十七人之多。这些“王门弟子”,继承王阳明的讲学传统,亦到处办书院,传播王学。如钱德洪,不仅追随他的老师在建立阳明学派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后来“在野三十年,无日不讲学。江、浙、宣、歙、楚、广名区奥地,皆有讲舍。”(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一,《浙中王门学案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25页)又如欧阳德,在王阳明死后,“以讲学为事。当是时,士咸知诵致良知之说,而称南野门人者半天下。癸丑甲寅间,京师灵济宫之会,先生与徐少湖、聂双江、程松溪为主盟,学徒云集至千人,其盛为数百年所未有。”(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七,《江右王门学案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60页)阳明学派的学术思想和教育理论比较简易明白(不像程朱理学那么繁琐、深奥),使之在中下层知识分子和民众之中传播得较为广泛和深入,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阳明学说的反程朱理学精神和鼓励人们冲破旧传统思想框框的叛逆性格,无疑是获得一些渴望解脱思想禁锢的知识分子欢迎的历史背景。
学术主张
简介
阳明学派思想体系的核心是"致良知"。它包括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以及万物一体之仁等几个方面。而其思想体系的基点和出发点则建立在对朱熹格物致知说的批判上面。
对格物致知说的批判
王阳明对格物致知说的批判主要在这样两个方面:一是从道德修养的角度批判其理论的内在矛盾;一是从朱熹身后的影响来批判格物致知说的"学术之弊"。从前一个方面看,由于王阳明年轻时期曾一度笃信朱学的格物说,然而当他用这种方法去进行个人的道德修养时,便发现无论是即物去穷理,还是循序而读书,都只能是"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并不足以解决个人的道德修养问题。因而他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便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其《传习录|下说:"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在他看来,朱子训格物致知为即物穷理。欲以格天下之物而达诚自家意的目的,显然是徒劳的。因为其格的后果只会析心与理为二,使主观之心与客观之理不能统一。至于后一个方面,王阳明认为,由于朱熹主张问学致知而不注重身心修养,遂造成其后学在道德修养方面的知行脱离,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这种支离割裂的学术之弊必然给现存的社会秩序带来危害,有以学术杀天下的危险。
心即理
鉴于朱学格物致知的教训,王阳明主张心即理,并据此提出知行合一的口号,决心创立良知之学,从而用一种注重身心修养的学说来取代朱熹沉溺词章、务外遗内、博而寡要、支离决裂的格物致知说。他对格物的解释是,"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岂有内外彼此之分哉?"在他看来,格物没有内外彼此之分,因此格物是格心之物,是去其心之不正,以本体之正。这样,王阳明的格物便不是朱熹即物穷理的求知方法,而更偏重于为善去恶的内心涵养,从而使格物与致良知完全吻合起来。这种新的格物说,正包括了他的所谓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心学观点。所谓心即理,在王阳明看来,就是不能像朱熹那样将心与理分而为二,从而导致知与行、学问与修养的分离。为此,他继承和发挥了陆九渊的心即理的思想,以为宇宙万物的规严皆归于吾心判断的范畴,并由此说明进行道德修养只要求之于心,于心上下功夫就够了。
知行合一
知行问题是中国哲学中一个相当古老的问题。但知与行的先后及难易问题则是中国哲学家一直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王阳明的基本立场是主张知行合一。其大概意思是,知何同一于心之本体,知行是同一个功夫,知行合一并进不可分离等等。具体说来,他认为,知则必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真知则必行,不行终非真知;知不限于思想,行不限于行动,知行同是心的两个方面,即知即行。至于其知行合一的目的,据王阳明自己说,一是为吃紧救弊而发,一是为了论证知行本体本来如此。也就是说,知行合一说的核心内容是知行本体合一,重点在于强调行。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至于这里的行,虽然含有社会实践的意义,但说到底只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践履,是专指一种所谓克己功夫。在这一点上,王阳明与朱熹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他们都是要求去人欲而存天理,只是在方法与手段上,朱熹更多地强调以知识的增进为学圣人的基本途径,而王阳明则以为不必在增进知识上下功夫。在他看来,学问思辨都是行,不徒朱熹所说的由问学而达到致知的一条途径,而应该包括陆九渊所强调的尊德性、重实行的修养方法。由此可见,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实际上是朱陆学说的折中与调和。
致良知
良知的说法来源于《孟子|,其含义是指一种"不虑而知"的天赋道德观念。王阳明对此加以发挥,并引进《大学|中的"致"字,《大学|说:"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据此,王阳明提出致良知的主张,以为良知即是天理,从而进一步要求人们首先认识和恢复内心所固有的天理,并由此推及自己的良知于事事物物,那么事事物物皆得其天理矣。即把自己的一切行为和活动都纳入中国传统社会道德规范的轨道。其要点包括:第一,良知即是天理。在孟子那里,良知本是一种先验的道德观念,是指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而王阳明对此则作了本体方面的发挥,以为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把先验的道德良知视为代表世界本原的天理,因而良知便成为人人心中不假外求的道德本原。在王阳明看来,良知是是非之心、好恶之心,是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良知人人俱在,自圣人以至愚人,无不相同;人人同具良知,人人有个判断是非善恶的自家标准。因此,他强调,良知就是人人所具有的"心之本体",它先验地存在于人们的心中,人们依良知而行便会产生正确的道德行为,故而无需向外寻求道德行为的来源。第二,良知是心之本体。在王阳明看来,良知天理在人们的心中,天理的昭明灵觉就是人心之虚明灵觉。通过它,人们便能很自然地感觉或判断出人的行为的善恶是非,从而推动良知,并使它充分发挥自己的机能,以善念支配人的道德行为的过程,此即致良知的功夫。由此可见,王阳明的致良知的学说,充分强调了良知在道德修养中去恶为善的主观能动作用,并使之成为支配人的道德行为的精神本体。第三,对朱熹格物致知说的改造。朱熹的格物致如说强调知识在人的通德修养过程中的作用,忽视了人心在此一过程中的能动功能。对于朱学的这一内在缺欠,陆九渊曾经表示过严重不满,以为朱学的这一原则实在是支离破碎,并由此而提出自己的新的解释。王阳明在这一问题上,基本是接着陆九渊的思想继续前进,如果说有所不同的话,那就是他对朱熹反复强调的格物致知进行了一番新的解释,即将"物"解为"事",将"格"解为"正"。这样"格物"便是在意念发动处的件件事情中为善去恶,避开主观意念中恶的认识,接近善的百接感觉。他以为这样的格物便可避免"务外遗内"之弊,杜绝"支离破碎"之病。以这种格物说解释《大学|的致知在格物,在意念的发动处为善去恶,不欺骗良知的感觉,
这就是诚意。
因此可以说,王阳明的致知格物其实就是穷究吾心之良知。从而把《大学|的实践道德思想转变成自己的"格物致良知"的道德修养论。
唯求其是
王阳明倡“君子之学,唯求其是”的“求是”学风,并多有阐发。
万物一体之仁
万物一体之仁说,是与王阳明的"明德、亲民"说相联系和相贯通的;是他把致良知的哲学扩展到社会政治层面,并与《大学|的政治伦理学说结合在一起而成的。他的万物一体之仁说的意义,在于强调天地万物以人为中心,人心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人的良知也是草木瓦有的良知。按照他的这个说法,圣人之心便应以天下万物为一体,每一个人都应将自己的良知是非推广到天下,如此便能救社会于水火之中。
士农工商
王阳明认为士、农、工、商“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且进一步说明“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的观点,他把传统观念中一直被视作“贱业”的工商摆到与士同等的水平。(《节庵公墓表|)王阳明《传习录拾遗|说:“虽经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此说被称为“新四民论”。
四句教
王阳明晚年对自己哲学思想的全面概括,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句。学界对四句教的理解众说纷纭,历来就有争议。
4、学派分化
简介
清代学者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一书中,曾以师承的地域为界限,将阳明学派粗略地分为:浙中王学、江右王学、南中王学、楚中王学、北方王学、粤闽王学、泰州王学等七派。由于王阳明的学说中包含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其生前又没有进一步加以阐明,所以他的弟子们各执一端,产生了不同的理解。
因此,若从学术思想的不同特征来考察,上述七派不出“现成”和“工夫”两大系。但在这两大系中仍可分为;以王畿为代表的主张本体虚无说的“良知现成”派,以王艮的泰州学派为代表的主张“百姓日用即是道”的“良知日用”派,以聂豹、罗洪先为代表的主张“虚静为修养工夫”的“良知归寂”派,以邹守益为代表的主张“以敬事为纲领”而“戒惧慎独”的“良知主敬”派,以钱德洪、欧阳德为代表的主张“事上磨练”的“良知修正”派五个流派。其中以王畿、钱德洪、邹守益、王艮为代表的浙中王学、江右王学和与王学有着密切联系的泰州学派最为著名。
浙中王学
浙中王学是指与王阳明同郡(宁波和绍兴)的王学传人。代表人物是王阳明的两个著名大弟子王畿和钱德洪。王、钱二人都曾放弃过科举考试,专心就学王阳明,并成为王阳明学说的主要诠释者,被当时称为“教授师”。王阳明在世时他们对师说已有分歧。在王阳明去世后,他们之间的互相批评责难更加激烈。因此,浙中王学又分化成“良知现成”和“事上磨练”两派。“良知现成”派由王畿开其端,后来的周汝澄、管志道、陶望龄等人都是这派的主要人物。他们论学宗旨是心、意、知、物的“无善无恶”。批评钱德洪以王阳明“四句教言”(又称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为定本的说法,提出自己的“四无之说”,认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则意知物俱是无善无恶。”(《王龙溪全集|卷一)他说:“良知当下现成,不加工夫修证而后得。致良知原为未悟者设,信得良知过时,独往独来,如珠之走盘,不待拘管,而自不过其则也。以笃信谨守,一切矜名饰行之事皆是犯手做作。”(《明儒学案|卷十二《浙中王门学案二·郎中王龙溪先生畿|)为了证明王畿的“四无说”,万历年间被称为“今龙溪”的周汝澄,在南京作《九解|,引经据典,反驳许孚远的《九谤|,证明“四无说”的合理性。他们还汲取了佛学思想,认为“儒即禅,禅即儒”,所以当时就有“三教合之说,自龙溪大决蕃篱”的批评。
与王畿的“良知现成”派相反,钱德洪主张“四有”,力辟王畿论学的空疏,恢宏师说,论学宗旨倾向于王阳明晚年的“事上磨练”。这一派除有钱德洪、张元忭外,持有相同观点的还有江右王学的欧阳德、陈九川等人为代表。钱德洪在《复王龙溪|的信中提出:“吾赏于学未免落空,初若未以为然,细自磨勘,始知自惧。日业信纸本体处说得十分清脱,疏略处甚多,此便是学问在空处。”张元忭也说“学问以必有事为主”,“当今所急,在务实不在炫名,在躬行不在议论”(《张阳和文选|卷一)。所以钱德洪主张在日常行事上,著实格物,使竭意诚心正,不停留在心的本体认上。他说:“格物之学,实良知见在功夫。先儒所谓过去未来,徒放心耳。见在功夫,时行时止,时默时语,念念精明,毫厘不放,此即行著习察实功格物之功也。于此体当切实。着衣吃饭,即是尽心至命之功。”(《明儒学案|卷十一《浙中王门学案一·员外钱绪山先生德洪·论学书·与陈两湖|)欧阳德认为,“格物二字,先师以谓致知之实。盖性无体,以知为体;知无本,事物乃其实地。离事物则无知可致,亦无所用其致之之功”(《欧阳南野先生文集|卷三《答陈明水|)。这表明钱德洪等人的道德实践是主张在事上“实心磨练”、“行著习察”,以达到在“人情事变”或“见在功夫”上泯灭“气拘物蔽”的目的。钱德洪等人的这些理论,只是对王阳明的学说作了进一步的补充,他们的所谓“事”,也未能超出王阳明所说的道德实践范围内。他们与王学的关系,正如黄宗羲所说的“把缆放船,虽无大得,亦无大失”。
江右王学
江右王学是指明代江西地区的王学传人。代表人物邹守益,字谦之,号或廓,江西安福人,学者称东廓先生。明正德六年(1511)进士,授翰林院编修。黄宗羲认为“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正传”,指的就是邹守益。其他主要人物还有委木、刘邦采、王时槐等。江右王学与钱德洪等人一样,讲学以宏扬师说、传授王学为指归。邹守益为学“生平自精神心术之微以达于人伦事物之著,皆不离良知一脉运用”。他认为宋代理学家周郭颐的“主静”,程颐、程颢的“寡欲”,以及思孟的“戒惧”,“皆致良知的名也”。他提出:“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杂以尘俗也。戒慎恐惧,常精常明,则出门如宾,承事如祭。故道乘之国,直以敬事为纲领。”(《邹东廓先生文集|卷七《答徐子融|)他希望通过“主敬克己”的功夫,达到良知本体的主宰作用。他批评主静派一味强调“未发之时”的“寂然之本”,因而偏于内;批评日用派的“已发之后”的“百姓日用”,因而偏于外;只有他自己的“主敬”才能克服“偏内偏外”之失。王时槐也表示“敬内无所不该,敬外更无余事”(《明史·儒林二|)。浙中王学的季木干脆表示“自信东廓其说”。后来的顾宪成、刘宗周、黄宗羲等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主敬”派理论的影响。邹守益无论在任官或家居期间,从不间断讲学,足迹遍于江南各地。讲学对象不限于士子,“田夫市侩”也“趋而听之,惟恐或后”,听讲的人数有时以千计。可见江右王学在传播师说、扩大王学的影响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代表人物 唐顺之
泰州王学
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王学所倡导的“百姓日用之道”和“安身立本”的“淮南格物”说,在当时思想学术领域和社会上也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此外,如以聂豹、罗洪先等江右弟子为主要代表的“良知归寂派”。聂豹字文蔚,号双江,永丰人。明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加太子少傅。因直言谏净,与严嵩不睦,后以老疾致仕。他一生未尝在王阳明门下受教,而是以书信往来问道。王阳明去世后,他设位,北面再拜,自称门生。罗洪先字达夫,号念庵,吉永人。明嘉靖十八年(1539)进士,授翰林编修。后革职为民,终身不仕。他也没有在王阳明门下直接受教。“良知归寂派”继承了王阳明早期的思想,主张通过“主静立极”,才能达到“归寂以通感”。但由于他们的学说过分强调“寂然不动”、“隐而未发”,当时不仅信从者寥寥,而且还受到其他王门各派的诘难。泰州学派知名人士有:徐阶师从聂豹!
5、日本阳明学派
日本的阳明学派是日本江户时代信奉王阳明学说的儒学者集团。它的代表人物有中江藤树、熊泽蕃山、佐藤一斋、大盐平八郎等。他们开始大多是朱子学家,但在研究朱子学过程中,产生怀疑以至批判,转而钻研王阳明学说,成为阳明学的崇拜者和宣传者。阳明学者多半是民间学者,致力于平民教育和社会教化,并建立“乡学”。
中江藤树(1608~1648),江户前期儒学家,日本阳明学的创始人。生于近江国(今滋贺县)。少年时爱好读书,11岁读《大学|,17岁读《四书大全|。青年时代视《大学|和《论语|为金科玉律,笃信《孝经|。1634年为侍母而弃官返乡,在家开办私塾,从事社会教化和教育工作。早年专攻朱子学。1644年读《阳明全集|,改信阳明学,致力于阳明学的日本化,成为阳明学教育家。其教育精神在于诲人不倦和感化指导,对愚鲁拙笨者亦耐心教导,被乡里尊奉为“近江圣人”。后人将其私塾命名为“藤树书院”。他撰写了《翁问答|、《鉴草|等著作,并辑有《藤树先生精言|问世。中江藤树在发挥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中是下了功夫的,并培养了一批日本阳明学的学者。
熊泽藩山(1619~1691),日本江户时代前期阳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生于京都,1642—1643年就学中江藤树门下,研修王阳明学说,积极提倡儒学。日本各地学者慕名投其门下。1656年辞官隐居芳野,专心读书著述。将教育视为治国平天下的基础。认为学校为教授圣人之道培养有用之才的场所。主张设立学校,并亲自主讲。重视女子教育,并著有《女子训|、《女子训或问|等专书。熊泽藩山的重要著作《集义和书|,共16卷。分为书简、心法图解、始物解、义论等篇。用问答体和图形,对学问、思想、时势专题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加以论述,反映了作者的阳明学观点。作者认为,人类的“性”、“心”是一致的,“吾心即太虚也,天地四海亦在我心中”。这正是对王阳明“心学”的发挥。熊泽藩山的另一本重要著作《大学或问|共2卷,系统阐述了他的教育思想。作者主张学习礼、乐、书、数及武艺,以培养文武兼备之士,世间有用之人,同时还主张学习不能急于求成,要循序渐进。
日本的阳明学派的传播,比较注意将中国阳明学的内容与日本的客观需要相结合,并加以选择、改造,着意避免中国阳明学派末流的弊端在日本重演。
日本阳明学派的教育虽也谈“致良知”的德性修养,但占主流的乃是注重“知行合一”,重视事功,关心政事、经济实务,即知即行,勇往直前的倾向。这使得明末日渐衰微和缺乏生气的阳明学却在日本经过改造变成一种生机勃勃和富有革命性的启蒙思想。
6、家庭生活
曾祖父:王世杰(一说王杰)
祖父:王天叙(一说王伦])
父亲:王华(官至南京吏部尚书)
岳父:诸养和
夫人:诸氏(原配,诸养和之女)、张氏(继室,生王正亿)
弟弟:王守俭、王守文、王守章
儿子:王正宪(侄子,嗣子)、王正亿(长子)
孙子:王承勋、王承学、王承恩
曾孙:王先进、王先达、王先通、王先鋐、王先铎
玄孙:王业洵(王先进嗣子)、王业弘(王先达子)
7、轶事典故
巧避灾祸
宁王之乱平定后,圣驾忽又出巡,奸宦的心意难测,王守仁感到非常忧虑。正好京师有两位宦官来到浙江,王守仁设宴于镇海楼款待他们。酒喝到一半,王守仁把旁人斥退,又移走楼梯,拿出两箱书简,都是两人交往宁王的证据,王守仁全数交给了他们。两个宦官感谢不已。王守仁始终未遭祸害,多得自这两个宦官维护之力。假使此时王守仁持书简来挟制他们,那么仇怨便更深,而祸害也将无穷。
降服王畿
王畿年少时豪放率性 ,日日在酒肆博场中,每天都涉足酒楼茶馆和赌场。王守仁很早就想结识他,可是始终没有适当的机会。于是,王守仁每天命弟子勤练各种赌技及唱歌喝酒,然后暗暗派一名弟子尾随王畿到酒楼,对王畿表示愿意与他赌一局。王畿笑着说:“腐儒也会赌博吗?”王守仁的弟子说:“我们老师门下每天都在赌。”王畿不由大感惊奇,就要求见王守仁。一见王守仁的面,立刻表示愿意成为王守仁的弟子,成为王门七派中“浙中派”创始人。
智服北军
宁王之乱发生后,宦官张忠、朱泰等人极力勤诱武帝亲征。这时王守仁擒获朱宸濠的捷报已传抵京城。张、朱等奸臣不免大失所望,一面在朝中故意散播流言中伤王守仁,一面纵容北军不守军纪并肆意谩骂,甚至故意离间,想引发北军谋叛。王守仁面对这种情况,不但不为他们的言行所恼怒,反而更加以礼相待,他先命巡捕官晓谕城中百姓搬迁到乡下暂住,只派老弱体衰的仆人看守屋舍,继而重重犒赏前来的北军。但朱泰等人事先已训令北军,不得接受王守仁的犒赏,于是王守仁便传示百姓:北军离乡甚远,内心苦楚,百姓应克尽地主之礼,厚待北军。于是百姓凡外出遇北军有丧,一律停车致意并奉奠仪,长声叹息后才离去。
经过一段日子,北军都被当地百姓的盛情所感动。时冬至节将至,王守仁命百姓在城中举行祭典,超渡亡魂。百姓因刚经历朱宸濠兵变的战乱,因此以酒哭吊亡魂祭拜死者的哀泣声不绝于耳。北军听了,无不勾起思乡的情怀,纷纷流着泪要求返乡。
8、后世纪念
人物故居
王守仁故居位于浙江省余姚市余姚镇龙泉山北麓武胜门路。明成化八年(1472年),王守仁诞生于此。故居内各大建筑按中轴线由南往北依次为门厅、轿厅、砖雕门楼、大厅、瑞云楼、后罩屋。大厅两侧各有侧屋。故居总占地面积4800平方米。其中瑞云楼是王守仁当年出生的地方,已修复如初,并辟为王守仁史迹陈列馆。大厅为王氏家人议事及重要庆典活动场所。其它建筑如砖雕门楼,轿厅等历经岁月沧桑,仍保持了原有风貌。1997年3月被公布为余姚市文物保护单位。
人物陵墓
王守仁墓位于浙江省绍兴市绍兴县书法圣地兰亭镇以南2里许的仙暇山庄内。王守仁墓坐北朝南,背依山岗,顺依山势,逐级升高,视野开阔,风水特佳。墓冢直径10米,墓道全长70余米,百余级台阶,四层平台,全部用石材精心雕刻而成,气势雄伟,是浙江地区较典型的明代墓葬建筑。墓地近2000平方米的山麓地带,数十棵合抱古松环侍左右,营建了庄严肃穆的环境氛围。
墓始建于明嘉靖八年(1529年),清康熙、乾隆年间曾多次修葺。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高宗弘历南幸,作过一次修缮,御赐“名世真才”题额并建四柱冲天式石牌坊于墓前。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驻绍部队将领陶广树立墓碑。1988-1989年绍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投资20余万元,对王守仁墓进行了全面整修。
1988-1989年整修后所刻《重修王阳明先生墓碑记|内容: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绍兴府余姚人。弘治十二年进士。历任刑部、兵部主事,左检都御史,巡抚南赣,总督两广,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先生,少颖悟,博览经籍,后倡导心学,主张‘知行合一,以致良知’为旨归,世称‘姚江学派’,于明中叶后,影响甚巨,播扬东瀛。嘉靖七年,先生兵卒于江西南安,享年五十有七。先生常讲学于山阴,且深有桑梓之念。故卒后由弟子王畿等扶柩归岳越,葬于今绍兴县兰亭花街鲜虾山南麓,明清间数修其墓。一九三七年,当地驻军军官常撰文立碑,此后渐次荒芜。一九八七年七月二十四日,绍兴县人民政府列其墓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成立王阳明墓修复委员会。一九八八年出资修墓,以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为中介,经日本国九州大学冈田武彦名誉教授发起,日本友人二百八十一名,集资赞助哲茔,赖复永垂,瞻仰爰为之记。修墓工程肇始于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二日,竣工于一九八九年三月。——绍兴县王阳明墓修复委员会,一九八九年三月。
9、人物评价
朱载坖:两肩正气,一代伟人,具拨乱反正之才,展救世安民之略,功高不赏,朕甚悯焉!因念勋贤,重申盟誓。
徐渭:王羲之‘以书掩其人’,王守仁则‘以人掩其书’ 。
朱彝尊:诗笔清婉,书法尤通神,足为临池之模范。
王世贞:①伯安之为诗,少年有意求工,而为才所使,不能深造而衷于法;晚年尽举而归之道,而尚为少年意象所牵,率不能深融而出于自然。其自负若两得。②文章之最达者,则无过宋文宪濂、杨文贞士奇、李文正东阳、王文成守仁。③理学之逃,阳明造基。④王伯安如食哀家梨,吻咽快爽不可言;又如飞瀑布岩,一泻千尺,无渊渟沉冥之致。
李贽:阳明先生在江西与孙、许同时,则为江西三忠臣。先生又与胡端敏、孙忠烈同举乡荐,曾闻夜半时有巨人文场东西立,大言曰:“三人好作事!”已忽不见,则在浙江又为三大人矣。且夫古之立大功者亦诚多有,但未有旬日之间不待请兵请粮而即擒反者,此唯先生能之。然古今亦未有失一朝廷即时有一朝廷,若不见有朝廷为胡虏所留者。举朝晏然,三边晏然,大同城不得入,居庸城不得入,即至通州城下亦如无有,此则于少保之勋千载所不可诬也。若英宗北狩,杨善徒手片言单词,欢喜也先,遂令也先即时遣人随善护送上皇来归。以余观之,古唯厮养卒,今仅有杨善耳。吁!以善视养卒,则养卒又不足言矣。此皆今古大功,未易指屈,则先生与于与杨又为千古三大功臣焉者也。呜呼!天生先生岂易也耶!在江西为三大忠,在浙江为三大人,在今古为三大功,而况理学又足继孔圣之统者哉?
张岱:阳明先生创良知之说,为暗室一炬。
沈德符:惟王文成以理学建安壤,遂开国封,固书生之希固书生之希构矣...乃知王文成真天植异禀,其用兵几同韩、白(韩信、白起),而见罗亦以良知余唾,妄希茅土,且兼十哲三良而有之,亦不知量矣。
黄宗羲:王阳明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深切著明者也。
黄景昉:王新建(守仁)能用度外人,收罗甚富,如致仕县丞、捕盗老人、报效生员、儒士、义官、义民、杀手、打手等,皆在笼络奔走中,即土目亦为心死。大都眼高襟豁,从学问澄彻来。
魏禧:阳明先生以道德之事功,为三百年一人。
王士祯:王文成公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
纪昀:守仁勋业气节,卓然见诸施行,而为文博大昌达,诗亦秀逸有致,不独事功可称,其文章自足传世也。
张廷玉:王守仁始以直节著。比任疆事,提弱卒,从诸书生扫积年逋寇,平定孽籓。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当危疑之际,神明愈定,智虑无遗,虽由天资高,其亦有得于中者欤。矜其创获,标异儒先,卒为学者讥。[2]
曾国藩:王阳明矫正旧风气,开出新风气,功不在禹下。
邓之成:阳明以事功显,故其学最为扎实有用。
严复:①夫阳明之学,主致良知。而以知行合一、必有事焉,为其功夫之节目。②独阳明之学,简径捷易,高明往往喜之。
梁启超:①他在近代学术界中,极具伟大,军事上、政治上,多有很大的勋业。②阳明是一位豪杰之士,他的学术像打药针一般令人兴奋,所以能做五百年道学结束,吐很大光芒。
章太炎:①文成以内过非人所证,故付之于良知,以发于事业者或为时位阻,故言‘行之明觉精察处即知,知之真切笃实处即行’,于是有知行合一之说。②文成之术,非贵其能从政也,贵乎敢直其身,敢行其意也。
孙中山:日本的旧文明皆由中国传入,五十年前维新诸豪杰,沉醉于中国哲学大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
蔡元培:明之中叶王阳明出,中兴陆学,而思想界之气象又一新焉。
三岛毅:忆昔阳明讲学堂,震天动地活机藏。龙岗山上一轮月,仰见良知千古光。
东乡平八郎:一生低首拜阳明。
高濑武次郎: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乃至维新诸豪杰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于王学所赐予。
冈田武彦:修文的龙场是王阳明大彻大悟,并形成思想体系的圣地…阳明学最有东方文化的特点,它简易朴实,不仅便于学习掌握,而且易于实践执行。在人类这个大家庭里,不分种族,不分老幼,都能理解和实践阳明的良知之学。
胡哲敷:五百年来,能把学问在事业上表现出来的,只有两人:一为明朝的王守仁,一则清朝的曾国藩。
郭沫若:王阳明对于教育方面也有他独到的主张,而他的主张与近代进步的教育学说每多一致。他在中国的思想史乃至日本的思想史上曾经发生过很大的影响。
钱穆:①阳明思想的价值在于他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解决了宋儒留下的‘万物一体’和‘变化气质’的问题…良知既是人心又是天理,能把心与物、知与行统一起来,泯合朱子偏于外、陆子偏于内的片面性,解决宋儒遗留下来的问题。②阳明以不世出之天姿,演畅此愚夫愚妇与知与能的真理,其自身之道德、功业、文章均已冠绝当代,卓立千古,而所至又汲汲以聚徒讲学为性命,若饥渴之不能一刻耐,故其学风淹被之广,渐渍之深,在宋明学者中,乃莫与伦比。
张岱年:阳明宣扬‘知行合一’,强调躬行实践的重要,更提出“致良知”学说,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提倡独立思考具有深刻的意义。
杜维明:①王阳明继承和发扬光大了中国儒学特有的人文精神。他提出‘仁者要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就是要创造人与自然的和谐;他提出‘知行合一’,就是要创造人与社会的和谐;他提出致良知,就是要创造人与自身的和谐。②近五百年来,儒家的源头活水,就在王阳明。
余秋雨:中国历史上能文能武的人很多,但在两方面都臻于极致的却廖若晨星...好像一切都要等到王阳明的出现 ,才能让奇迹真正产生…王阳明一直被人们诟病的哲学在我看来是中华民族智能发展史上的一大成就,能够有资格给予批评的人其实并不太多。
当年明月:他的心学,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朵奇葩,是值得我们每个人为之骄傲的财富,他吹响了人性解放的号角,引领了明代末期的思想解放潮流,他的思想流传千古,近代的康有为、孙中山等人都从其中受益匪浅。
知行合一,网上词典的翻译是“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意思是“知识和行动的统一”,这个翻译没有大问题,不过用来翻译心学的知行合一,却是值得商榷。knowledge除了有知识的意思,也有了解、理解的意思,这和心学的“知”也是有相通之处的。另一方面,心学的知行合一翻译成“Unity of conscience and action”——良知和行动的统一,是否准确呢?答案是否定的。即使在王守仁的学说中,知行合一的“知”也不能等同良知。知行合一的“知”,无论是《左传|、程朱理学还是心学,用现代语言来说,是一种内在的认知、内在的知识,重点在于指引人的行动,范畴是人的道德本质、人与世界的关系。内在的知识,在西方哲学中,也有信仰、道德、灵性的内涵。
因此,知行合一,应该翻译为“The unity of Inner knowledge and action”——内在的知识和行动的统一。(湛柏欣:《知行合一的历史及英译|)
10、家庭的价值
王阳明家训:短短96字,却是孩子一生做人的基础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趁着孩子还小,给他一个正确的处世观念,就是送给孩子快乐的人生。
心学大师王阳明的家训,浓缩了为人处世的大智慧。
短短96字,却是孩子一生做人的基础。
知识拓宽格局,格局成就人生。
读书,是获取知识,打破门第之见最廉价的捷径。
一个七岁的男孩不读书,就可以放羊挣钱。过了十年,这个孩子就能放牧一大群羊。
可是过了二十年,他也就达到了能力的上限,这一辈子也就只能放羊了。
如果让这个七岁的孩子读书,二十年后,他早已走出山沟,在城市站稳了脚跟。
除却知识,羊羔跪乳,乌鸦反哺,孝顺父母,是做人的天性良知。
若是父母身体力行的教会了孩子什么是孝顺,这个孩子就会知道推己及人,心怀父母。
一个高情商,懂孝顺的孩子长大了,也会知道尊重父母,照顾父母。
从小教育孩子认真读书,孝敬父母,这是王阳明家训中的头等大事。
有一种修养,叫“勿以身贵而贱人”。
教会孩子不因为自己的出身而仗势凌人,就是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若是因为家庭条件优越一些,就从小纵容孩子目中无人,捧高踩低的恶习,将来孩子真的犯了大错,就无法挽回了。
而能把内在谦恭的美德,变成外在彬彬有礼的气质,更是让人受益终生。
有的人就算成年了,还是言语任性,目中无人,人缘奇差。
有的人还没有走上社会,就已经学会了礼貌待人,身边总是不缺贵人。
不抬高自己,亦不贬低别人,尊重别人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饮食有节”,是古人基本的生活态度。
在这个物产丰富,经济条件相对宽裕的年代,如果不能适当的节制饮食,小小的年纪就被肥胖等富贵病缠上,那这个孩子未来要怎么办呢?
我身边有一位老人家,很小的时候就习练武术,饮食规律而知道节制,今年少说也七十六岁了,血液和内脏却都很健康,想吃什么都能吃一些。
这位老人家每天乐乐呵呵,想去哪里游玩就去哪里,还真有几分任侠之风。
相比之下,因为肥胖而自卑的年轻人们,就太让人心疼了。
玩乐,是孩子的天性,但是绝不能让孩子养成过于贪玩的恶习。
孩童时代是人一生当中习惯养成和学习的黄金时期,错过了这个阶段,再聪明的孩子也耽误了。
玩物,必然丧志。不立志,何谈将来立德、立功、立言?
古训有言:“诚信为本”,诚信,就是做人的根本,是道德的基础。
孔子也曾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一个连基本的诚信都不讲的人,人生自然很难有什么建树。
贪,看似得,实则失;得了当下,失了未来。
而这宇宙天地养育万物,何曾计较过得失?
晋商乔致庸想将茶叶生意做到俄国境内的恰克图,沿途的磕碰磨损总是让大部分的茶砖缺斤短两。
乔致庸就有意增加了自家茶砖的分量却保持原价售出,外商因此只信任乔家的茶砖,不久之后,乔家垄断了恰克图茶叶市场,赚了个盆满钵满。
不贪图眼前小利,人生才会有更长远的发展。
《增广贤文|中写道:“心似平原走马,易放难追”。
任性放纵,不知道约束和管理自己的性格,这是非常危险的。
就在去年的10月28日,重庆一女子只是因为自己坐公交车错过了一站地,就动手抢夺方向盘并且与司机互殴。
争执间,公交车坠入江中,14个无辜的人,因为该女子的任性自私断送了生命。
做事冲动,意气用事,更是惹祸的根苗,损人不利己。
任何时候,人都不应该做自己情绪的奴隶。
让孩子学会情绪管理的技巧,就是教他选择一个更好的命运。
这条家训的意义在于:严于律己、宽于待人。
这很难做到,但正因为难,才成为中今中外,由普通走向杰出的一道天堑。
面对别人家的梨树,我国著名的天文历法学家许衡就算是正在逃难,饥渴难当都不会去染指。正是一份底线,使他历经磨难而不改其志。
有的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对自己的行为毫无顾忌,但是他人若有一点小小的瑕疵,便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口诛笔伐,这种人,很难得到尊重。
所以从小就要让孩子明白,使得一个人自由的不是放纵,是自律。
让一个人获得尊重的,不是要求别人,而是修炼自身。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光复大业;韩信胯下之辱,十年磨剑,终遇明主。
因此王阳明说:“只要立志真切,就能克治私欲”。
一个目光远大,有志气的人,总是能屈能伸,既能勇往直前,又懂得韬光养晦,能屈能伸,能下人。
对此,王阳明鼓励我们多赞赏孩子,孩子的内心富足了,才会自信,孩子自己的心态平和,才能看到别人的优点,虚心提升自己。
古训有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一个人的心胸有多宽广,舞台就有多大。
孔子曾经说过:“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真正优秀的人,不仅能正视自己的才能,悦纳自己的不完美。
面对比自己更优秀的人,他们包容,团结,学习。面对不如自己的人,他们尊重,帮助,不贬低,不歧视。
想让孩子懂得容人之道,不光是需要言语教导,父母更要以身作则。
不要用过度的苛刻压抑孩子,孩子内心更加丰富平静,心胸自然变得宽广。
王阳明说:“凡做人,在心地;心地好,是良士;心地恶,是凶类。譬树果,心是蒂;蒂若坏,果必坠”。
王阳明曾经被锦衣卫追杀,在龙场,更是遭受了乡民的偏见和攻击。
可是他选择了善良,教会当地乡民读书,耕种,帮助他们治病,建房子。
很快,王阳明就从一个不可信任的外乡人,变成了乡民口中的大善人,活菩萨。
有句古训说的好:“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
这就像是一棵大树,根系出现问题,整棵树也就随之倒塌。
教导儿孙存善念,做善事,做善人,才是一个家庭最大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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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王阳明发布于2023-10-26 17:3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