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林批孔与“孙膑兵法”问世???

      1972年，银雀山汉墓开始发掘。竹简出土后，被送到北京，在国家文物局的领导下，由罗福颐等老专家按部就班地进行清理、登记、考释研究。到了1974年，风云突变，四人邦插手银雀山汉简。1975年2月匆忙出版了《孙膑兵法》通俗本。为什么要匆忙出版《孙膑兵法》？这其中有什么故事呢？先说一下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974年，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四人帮还在横行：1974年1月25日，北京首都体育馆召开的中央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1974年1月，根据江青亲自拟题、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即迟群等领导的写作班子，后来用“梁效”作为笔名）。所写的《孔丘其人》一文，含沙射影地把孔子刻画成“言必称仁义，口不离中庸”、“重病在床”的鲁国“代理宰相”。宣称揭露孔子对“反击开倒车、搞复辟的逆流，很有意义。”这篇文章受到江青等人称赞，认为“写得较生动”、“通俗”（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对《孔丘其人》送审稿的批语，1974年3月26日、27日、28日）。此文被安排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1974年3月，为“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文物》杂志第三期发表署名詹立波的文章:《<孙膑兵法>残简介绍》。1974年6月7日新华社新闻通稿:“我国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发掘的西汉前期墓葬中,发现了著名的《孙子兵法》和已经失传一千多年的《孙膑兵法》等竹简四千多枚。”
      1974年6月15日江青等人召集“梁效”等写作班子成员开会。提出要批“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的“现在的儒”。根据江青的旨意，“梁效”等写作班子纷纷撰文、著书，进行“评法批儒”的宣传。周恩来住院后，六月中旬，江青又召集“梁效”写作班子成员开会，更明确地提出要批“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的“现代的儒”，话讲得比以前更加露骨。她说：“难道现在没有儒了吗？如果没有，为什么要批孔？为什么要搞这样大的运动？”“不要以为到社会主义就没有儒了，我们党内就出了不少儒”（江青接见“梁效”成员时的讲话，1974年6月15日，记录稿）。会上，迟群等解释道：当前要批的“现代的儒”，“不是指林彪、陈伯达”（“梁效”及有关人员的揭发交代材料，1978年1月22日、7月6日）。
       1974年6月，在四人邦的指使下，成立了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组。首先进行《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二书的整理，参加这两部书初稿本编辑工作的人员有中华书局杨伯峻、魏连科、刘起釪，中国历史博物馆史树青，中山大学商承祚、曾宪通，故宫博物馆罗福颐、顾铁符，历史研究所张政烺，北京大学朱德熙、孙贯文、裘锡圭，山东省博物馆吴九龙，湖北省沙市文化馆李家浩等。
       1974年6月18日晚裘锡圭被借调到文物出版社整理小组。有一篇为裘锡圭评功摆好的文章这样写道：
“那是多么紧张的日子啊！办公室彻夜灯火通明。一个星期只睡了一个晚上的觉。不到十天，他和同志们一起就把《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的样书搞出来了。此后他又不断继续补充、修改。”又有文章称：裘锡圭对有些“兵书上既没有齐威王、田忌的名字，又没有‘孙子曰’的字样，认为无法断定是孙膑的著作。为了保证整理工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他坚决主张应当作佚书处理，不同意为了研究孙膑的法家军事思想而把不一定是孙膑的东西归到孙膑的书里去。但是他的意见当时没有被采纳。”他认为应当作为佚书处理的那些内容结果作为“下篇”收进了《孙膑兵法》。
就这样，银雀山成了批“孔”前线，孙膑兵法变成批“孔”炸弹。
       1974年7月《红旗》杂志第七期发表的署名卫今的文章：《从银雀山竹简看秦始皇焚书》。文章劈头写道：“两千二百年前，新兴地主阶级的杰出代表秦始皇，为了镇压反动奴隶主的复辟活动，采取了坚决果断措施——焚书坑儒。它狠狠地打击了奴隶主阶级的复辟势力，禁止他们利用反动孔学制造复辟舆论，对巩固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制度，起了重要作用。不久以前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大批竹简已埋藏地下两千多年的实物对这个问题作了有力的见证，为研究先秦儒法斗争和秦始皇焚书的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四人帮的喉舌开始直接插手银雀山古墓，直接利用银雀山汉简。
        1975年2月文物出版社，匆忙出版了“孙膑兵法”。署名詹立波的《孙膑兵法初探》一文被作为《孙膑兵法》一书的代前言。这个代前言的最后说：“遵照毛主席的上述教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出发整理古代文化遗产，特别是注释和出版法家著作，认真研究儒法斗争包括儒法军事思想斗争的经验教训，对于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是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孙膑兵法》残简的整理和出版，正是为完成上述任务而做出的努力之一”（197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孙膑兵法》1——23页）。署名卫今的文章《从银雀山竹简看秦始皇焚书》被收为“孙膑兵法”一书，类似跋语。
       银雀山汉简中只有五篇故事与孙膑有关，还未必属于孙膑兵法。为政治需要凭空造出三十篇或十六篇《孙膑兵法》。这种行为，在中华文化史上是罕见的。无论是十六篇还是三十篇，其性质是一样的，五十步笑百步而已。都是出于政治需要公然作伪。
当年汉简孙子研究中的特殊词汇：“一座山”（银雀山）；“二杆子”（兵法、文人）；“三学士”（即活跃在1974年，是批林、批孔、批周公与孙子有关的三大笔名：即梁效、詹立波和卫今）。这些显赫一时的大名，如今都没人认领了。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江青进行隔离审查。1976年12月，文物出版社，才匆忙出版了《孙子兵法》。
       银雀山本没有《孙膑兵法》是谁为四人帮出的主意——造个《孙膑兵法》当批林批孔批周公的炮弹？连积极分子裘锡圭都反对“为了研究孙膑的法家思想而把不一定是孙膑的东西归到孙膑的书里去”，是谁为迎合政治需要坚持膨胀“孙膑兵法”？为什么50年前为政治阴谋服务的的错误结论至今得不到纠正？是否与“詹立波”、“卫今”“梁效”这些人有关？

银雀山《孙膑兵法》出笼之谜
1、为什么72年4月至74年7月不急于出版？
2、为什么1974年6月18日晚，裘锡圭被借调到整理小组。为什么晚上连夜报到？3、“办公室彻夜灯火通明。一个星期只睡了一个晚上的觉。不到十天，他和同志们一起就把《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的样书搞出来了。”是谁下达的任务，为什么这么急？
4、为什么急于在10天内拿出《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两部书稿？决策者为什么如此急不可耐？
5、本来汉简中的孙子兵法相对好认定、好整理，因为出土有木渎，传世有版本。为什么抢先出版《孙膑兵法》？为什么不先出版《孙子兵法》？
6、作者詹立波是何人？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江青进行隔离审查。
“四人帮”已经成为历史，被定在耻辱柱上。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定性四人邦的批林批孔为政冶阴谋。
但是其“喉舌”至今还在银雀山张牙舞爪。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他们还在利用指鹿为马的“孙膑兵法”误导公众！ 

张山草    2022年秋于北京桃花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