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有度-民俗与法律的权重性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学习韩非子有度篇，有度，就是有法度。其实法度不论哪个国家都有，关键是掌握法度的人。所以韩非子举了几个例子，就是想说明，谁真正掌握住法度，谁就能强大。韩非在这里把"依法治理"看得高于一切，确实，在春秋战国时期，混乱了数百年的中原大地，不依靠法治，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生存下去。

周朝传下来的淳厚的民风民俗，被膨胀的、畸形发展的私有制冲得一塌糊涂。失去了行为规范的人们只顾着眼前利益而不知道应该怎样行为。所以韩非认为，只有以法治国，用法来约束人们的社会行为，国家才能做到强大。

韩非子谈到一个问题，即，法律，是用来打击违法和游于法律之外的私行的;严刑，是根据法令来惩罚违法的。也就是说，法律有一定的约束人们行为的作用，但这只是在大的方面。人们的日常行为不可能都用法律来规定，这一点被韩非忽略了，也被后来的法家们忽略了，直到现在也被忽略了。真正能约束人们行为的是社会行为规范--即民风民俗--风俗习惯，也就是"礼"!人们每干一件事，首先考虑的不是法律是怎样规定的，而是在乎周围亲朋好友的"看法"，这个"看法"，就是风俗习惯。

所以，人们的日常行为是受风俗习惯约束的，在旧的风俗习惯被冲破、被取消以后，人们实际上是在一个混乱的人群中摸索，依靠自己儿时在家乡、在家庭中学到的行为来行为。各种不同的风俗习惯在现代城市中发生冲突，于是人们便茫然了，便不知所措了，便违法了。所以，单纯地强调"以法治国"、"依法治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也就是法家们失败的原因!在你收听内容时最好边看文字边跟语音同步一起，这样能更深入听懂内容，下面我们开始原译文精彩内容-

国家没有永久的强、也没有永久的弱。执法者强国家就强，执法者弱国家就弱。楚庄王并吞国家二十六个，开拓疆土三千里、庄王灭了他国，楚也就衰弱了。齐桓公吞并国家三十个，开辟疆土三千里；桓公灭了他国，齐也就衰弱了。燕昭襄王把黄河作为国界，把蓟城作为国都，外围有涿和方城，攻破齐国，平定中山，有燕国支持的就被人重视，无燕国支持的就被人看轻；昭襄王灭了他国，燕也就衰弱了。

魏安厘王攻打燕国，救援赵国，夺取河东地，全部攻占陶、卫领土；对齐用兵，占领平陆；攻韩，拿下管地，一直打到淇水岸边；眼阳交战，楚军疲敝而退；上蔡、召陵之战，楚军败；魏军遍布天下，威振于中原各国；安厘王死，魏随即衰弱。所以有庄王、桓公在，楚、齐就可以称霸；有昭襄王、安厘王在，燕、魏就可以强盛。如今这些国家都成了弱国，是因为它们的群臣官吏都专干乱国的事，而不干治国的事。这些国家混乱衰弱了，又都丢掉国法去营私舞弊，这好比背着干柴去救火，混乱衰弱只会加剧。

所以当今之时，能除私欲趋国法的就会民安而国治；能除私行行国法的，就会兵强而敌 弱。所以明察得失有法律制度的，加在群臣头上，君主就不会被狡诈虚伪所欺骗；明察得失有衡量标准的，用来判断远方事情，君主就不会被天下轻重不一所欺骗。现在若按声誉选用人才，臣下就会背离君主而在下面联络勾结；若凭朋党关系举用官吏，臣民就会营求交结而不求依法办事。

所以官吏不称职的，国家就会混乱。凭好名声行赏，凭坏名声处罚，那么好赏恶罚的人，就会弃公务，行私术，紧密勾结来互相包庇利用。忘记君主在外搞私人交情，引进他的同党，那么这些人为君主出力就少了。交情广，党羽多，内外结成死党，即使犯了大罪，为他掩饰的人却很多。所以忠臣无罪却遭难而死，奸臣无功却安然得利。

忠臣遭难而死，并不因为有罪，他们就会隐退；奸臣安然得利并不凭功，他们就会进用。这是国家衰亡的根源。像这样下去，群臣就会废弃法治而注重私利、轻视国法了。他们多次奔走奸臣门下，一次也不去君主朝廷；千方百计考虑私家的利益，一点也不为君主的国家着想。属臣数目虽多，不能用来等奉君主；百官虽备，不能用来担当国事。这样，君主就徒有君主虚名，而实际上是依附，于群臣礼家的。

所以我说：衰弱国家的朝廷有人在里边。朝廷里边没有人，不是指朝廷里边臣子少。私家致力于互谋私利，不致力于利国；大臣致力于互相推祟，不致力于尊奉君主；小臣拿俸禄供养私交，不把官职当回事。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君主在上不依法断事，而听凭臣下任意去干。所以明君用法选人，不用己意推举；用法定功，不用己意测度。能干的人不可能埋没，败事的人不可能掩饰，徒有声誉的人不可能升官，仅受非议的人不可能斥退，那么君主对臣下就辨得清楚而易于控制了，所以君主依法办事就可以了。

品德高的人做臣子，面北献礼，效忠君主，没有二心。在朝廷不敢推辞贱事，在军队不敢推辞难事；顺从君主的行为，遵从君主的法令，虚心等待命令，不挑弄是非。所以有嘴不因私事而说，有眼不因私事而看，君主控制着他们的一切。做臣子的，如同双手，上用来理头，下用来理脚；冷暖寒暑，不能不管；刀剑近身，不敢不拼。不要因私使用贤明臣子，不要因私使用智能之士。所以百姓不离乡私交，没有远道奔走的忧虑。贵贱不僧越，愚智各得其所，这是治的最高境界。对现今那种轻视爵禄，轻易流亡，去选择他的主子的，我不认为是廉。

谎言抗法，违背君主而强行进谏，我不认为是忠。施行恩惠，收买人心来抬高自己的声望，我不认为是仁。避世隐居，而用谎言非议君主，我不认为是义。出使他国，损害祖国，候着祖国陷入危境，便恐吓君主说，交往没有他就不能亲近，积怨没有他就不能解除；而君主也便相信他，把国家托付给他；这样，贬低君主名声来抬高自己，损害国家利益来便利私家，我不认为是智。这几种行为，是乱世君主喜欢的，先王法治看轻的。先王法令说：“臣下不要逞威，不要牟利，顺从君主旨意；不要作恶，跟随君主脚步。”古代太平社会的百姓，奉行公法，废止私术，一心一意为君主办事，准备条件来等待任用。

做君主的亲自考察百官，就会时间不够，精力不足。而且君主用眼睛看，臣子就修饰外表；君主用耳朵听，臣子就修饰言辞；君主用脑子想，臣子就夸夸其谈。先王认为这三种器官不够，所以放弃自己的才能而依赖法术，严明赏罚。先王掌握着关键，所以法令简明而君权不受侵害。独自控制四海之内，聪明多智的人不能使用欺诈手段，阴险浮躁的人不能使用花言巧语，奸邪的人就没有什么可依赖。臣子远在千里之外，不敢改变说辞；地位处在郎中，不敢隐善饰非；朝廷的群臣，集中的或单独的，不敢相互逾越职守。所以政事不多而时间有余，是君主运用权势所得来的。

臣子侵害君主，就像行路时的地形一样，由近及远，地形渐变，使君主失去方向，东西方向改变了，自己却不知道。所以先王设置指南仪器来判断东西方向。所以明君不让他的群臣在法律之外乱打主意，在法令规定的范围内谋求利益，举动没有不合法的。严峻的法令是用来禁止犯罪、排除私欲的，严厉的刑法是用来贯彻法令、惩办臣下的。威势不能分置，权力不能同享。威势权力与别人同享，奸臣就会公然活动；法令不坚定，君主的行为就危险了；刑罚不果断，就不能战胜奸邪。

所以说：巧匠目测合乎墨线，但必定先用规矩作标准；智商高者办事敏捷合乎要求，必定用先王的法度作依据。所以墨线直了，曲木就要砍直；测准器平了，高坛挞就要削平；称具拎起，就要减重补轻；量具设好，就要减多补少。所以用法令治国，不过是制定出来、推行下去罢了。法令不偏袒权贵，墨绳不迁就弯曲。法令该制裁的，智者不能逃避，勇者不敢抗争。惩罚罪过不回避大臣，奖赏功劳不漏掉平民。

所以矫正上面的过失，追究下面的奸邪，治理纷乱，判断谬误，削减多余，纠正错误，统一民众的规范，没有比得上法的。整治官吏，威慑民众，除去淫乱怠惰，禁止欺诈虚伪，没有比得上刑的。刑罚重了，就不敢因地位高轻视地位低的；法令严明，君主就尊贵不受侵害。尊贵不受侵害，君主就强劲而掌握要害。所以先王重法并传授下来。君主弃法用私，君臣之间就没有区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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