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是否需要理性辩证看待

贞观年，唐太宗曾经谈论到隋朝灭亡的事情，感慨地说：“姚思廉不顾及生命危亡，用来表明臣子应有的节操，即使拿古人与他相比，也没有人能超过他。”

当时姚思廉正在洛阳，太宗寄给他三百段丝帛，并写了一封信：“想着你忠孝大节的风骨，因此有这些馈赠。”

隋朝末年，姚思廉担任隋代王侑的侍读，到义军攻克京城时，代王府的许多幕僚都逃散了。只有姚思廉侍奉代王，不离左右。

兵士要到殿上捉拿代王，思廉严厉地叫道：“唐公举义兵，本意在于匡复王室，你等在代王面前不得无礼！”众人敬服他的言行，稍稍退却后排列在殿堂的台阶下。

没过多久，高祖来了，听了别人的讲述后认为他很忠义，允许他扶代王侑到顺阳阁，思廉哭泣着拜谢而去。看到这事的人都感叹地说：“真是忠义刚烈的人啊！人们说仁义的人有勇气，不就是说他吗？”

大家好，以上故事讲的是有关忠义，按《说文解字》：“忠，敬也，从心，中声。”认为“忠”是形声字，心是形旁，中是声旁，这是对忠字进行解释的根源。心为形旁没有问题，“忠”是心理活动也没有问题。但将“中”解释为声旁则没有道理，将“忠”解释为“敬”也不准确。“恭”更接近“敬”的意思。“敬”侧重外在仪表，“忠”侧重内心感情，“敬”不等于“忠”。这样解释本身就有问题，而且意义比较笼统宽泛。

长期以来，中国有很多人把愚忠理解为忠，认为“君叫臣死臣得死，臣要不是算不忠。”更可悲的是有一些人把这种观点当成是孔子的，真是天大的误会。孔老夫子不能为自己辩解，但我们可以为他说句公道话。孔子以及论语中提到的“忠”不是绝对服从，而是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尽心竭力，诚实不欺。如果国君不正确，是可以冒犯反驳的。

我们再用孔子另外一句话来进行反证：孔子在《宪问篇》中回答子路关于如何事君的提问时说：“勿欺也，而犯之。”孔子反复强调忠君，“勿欺”就是不要欺骗，不欺骗就是忠，就是实事求是，不能偏离中正。“犯之”即可以冒犯，可以争辩，甚至可以顶撞，这哪里还有“敬”的意味？冒犯便肯定不敬，但依然可以看做是忠。

孔子在回答鲁定公之问时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实际是先要求国君领导大臣要依照礼的规定和精神，而大臣侍奉国君则要忠诚。教育子路侍奉国君不要欺骗，而可以冒犯。将两者联系起来，就可以知道孔子说的侍奉国君的忠便是不欺骗，而不是逆来顺受，绝对服从。

从上面我们透过儒家对忠诚的解释，回到本公众号的宗教话题上来，因过于忠诚自己所信仰的宗教教义，会让人从感性上迷失掉理性。从而导致对客观事物不从本质上寻找答案，而是一昧的坚信自己所信仰的是绝对真理体现。这将导致过份执着宗教观念即认为自己信仰的宗教真理是绝对终极唯一性，甚至还会攻击其他法门时,要么有所欠缺，要么纯属谬误，要么全盘否认。

对这种“真理的绝对性”，是所有宗教最根本的排他性，也是所有宗教存在和传播的基本条件，因为假如某种宗教教义不自我宣称拥有“唯一的终极真理”或者不透过贬低其他派别教义，它就不值得人们信仰，也就失去了吸引信徒的最大卖点。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排他性是所有宗教赖以生存的根本，作为教团或信陡组织，基本是不可能放弃这种论调的.

对于佛教在辩证上恩格思在所作“自然辩证法”的扎记里，曾经说人类理性发展到较高阶段才能有辩证的思惟，恩格思肯定是读了相当的佛经才有此番超前的见解。但佛家的思想方法一开头就带着辩证的色彩，并且后来还逐渐发达，而一直就走在西方人思想的前面，这是稍微有点佛家学说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的。最先，原始的佛学里含有辩证意味，为后来思想向这一方面开展的根据的就有三点:

其一是分别说，这反对一向的即片面的看法，而与现象的随时变化相应。

其次是中道说，这反对偏执一端的看法。而和现象的相对性相应。

最后是缘起说，这反对孤立的看法，而和现象的互相依待、增上相应。这些都具备辩证的意味，到了发达了以后，就成功为佛家的完全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