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儒时代的良心与希望

现代犬儒主义是一种精致的道德虚无主义，一种集体的假面游戏。犬儒主义能机敏地“看穿”道德面目后面的自私、贪婪、嗜权、阴谋和欺骗，擅长于察觉现实与假面的距离、冲突和矛盾。但是，由于它的道德虚无主义，它并不拒绝假面，而是在清醒的状态下，自己也加入假面的游戏。正因如此，他的看穿并不能成为一种有道德抵制作用的知识。

和斯洛特迪克一样，齐泽克把“抵制官方文化的犬儒主义”称为kynicism（擅长运用“反讽”和“讽刺”），以此区别于那种服从、配合、响应“统治文化”的现代犬儒主义。现代犬儒主义“明白统治者的利益所在，……知晓意识形态假面与真正现实的差距，但它还是会找出保留假面的理由。这种犬儒主义并不直接持非道德的立场，而是更像为非道德服务的道德——犬儒智慧的模式是把诚实和正直当成不诚实的至高形式，把道德当成放荡的至高形式，把真实当成最有效的谎言形式。”因此，在现代犬儒主义眼里，正直与卑鄙、诚实与虚伪、道德与堕落、真实与谎言之间并没有实质的区别，只不过是一个比另一个合法，掩饰得更好而已。齐泽克因此说，碰到强盗打劫勒索敛财，犬儒主义者的反应是，合法的赚钱其实是更有效的打劫和敛财。

布莱希特在《三毛钱歌剧》里说，“抢劫一家银行比起新开一家银行又算得了什么？”同样，西方的民主都是伪装的，是少数有钱人在实行更隐蔽、更有效的专制。既然如此，何必还要那么顶真地要求民主和人权？在犬儒主义者眼里，世界上只有两种人，真坏人和假好人，假好人比真坏人更坏，良心对人根本不可能有引导善行的作用。

犬儒主义混淆和消除事物本质和表象间的区别，否定一切真假分辨的必要与可能，因而变得对强制性意识形态的假面统治能够泰然处之。齐泽克将这样的意识形态称为“官方意识形态”，指那种人人不在乎真假，因此看上去像是人人自愿相信的意识形态。他说，“不妨以斯大林主义为例，具体而言，这是一种强迫性的坚持，即我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来维持表象：我们都知道在幕后正在进行野蛮的派系斗争，但是我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保持党的统一的表象：任何人都不真的相信那个统治意识形态，每个人都对它保持着犬儒主义的距离，每个人也都知道别人不相信那套意识形态：但是，这样的表象依然不惜任何代价地维持着……这种表象就是它的本质：如果表像被摧毁，如果有一个人公开宣布‘皇帝陛下一丝不挂’这一明显的事实，……这个制度就会土崩瓦解”。

“一丝不挂”是对犬儒式隐瞒和说谎的概括说法，“它隐瞒的事实是，根本没有什么是能隐瞒的，它说谎时甚至都不假装是在说真话。”这是一种大家心知肚明，都能看穿但绝不说穿的假面游戏，因为易学易玩，所以人人都能参与其中，“斯大林主义统治的欺骗基本上是简单的，它假装以人民的名义在统治，而所有人都知道那只是为了它自己的利益——为了复制它自己的权力。”在一般的社会里，行动的良心表现为对现状某些部分的拒绝、反抗、不认同和不合作。但是，在今天大家都承认“一丝不挂”合理性的现实生活中，良心遭遇到来自三个方面的犬儒主义合围，变得难以存在和发生作用，那些分别是针对人性、制度和价值信仰的彻底看穿和否定。

犬儒主义首先是对“人”失去了信心和希望，它断言，人的一切善行和利他行为后面都一定有利己功利和不可告人的动机。它因此根本不相信人能有引导自己善行和利他行为的良心。基耶斯说，这种犬儒主义在前苏联和东欧特别普遍，“人们不断地被待以谎言，长期受压制（无法及时揭穿谎言），谎言多种多样，后果非常严重，令人痛苦。除了对家人之外，人们的犬儒主义已经成为第二天性。”对人性的彻底失望是从对政治人物、先进分子、社会精英的失望开始的，他们的道貌岸然和道德说教掩盖着普通人无法想象的贪婪、残忍、欲念、欺骗和伪善。于是许多人会就此认为，所谓的爱、同情和良心都不过是空洞的说辞，在真实的生活世界里，良心不过是人类虚妄的迷思梦想，只有彻底受金钱和权力支配的贪婪和自私才是人性最真实的本质。

犬儒主义对“制度”也同样失去了信心和希望。这也是从对政治、公共人物的幻灭开始的。谁也看不见抽象的“制度”，但谁都可以看见运作制度的政治和公共人物（老百姓眼里的“官”）。人们期待完美的制度，当“官”成为贪腐的代名词，当自诩为最先进、完善的制度不断产生腐败，败象毕露的时候，绝大多数人便会对整个制度产生失望和不信任。而极少数人这时则又会以攻击其他制度的方式来为这个制度辩护。这种辩护未必奏效，但却在一般民众心里撒下了怀疑和否定所有制度的犬儒主义种子。既然天下没有完美的制度，既然所有的制度本质上都是维护少数人特殊利益的烟幕弹，那么，区别民主与专制、宪政与极权、公民选举与臣民服从顶多不过是口头空谈，完全没有实质意义。

对“人“和“制度”的犬儒主义必定与对“价值”的犬儒主义如影相随。以某国特色价值来否定和取消人类的普适价值是价值犬儒主义的常见表现。这是一种极端的价值相对论，它否定不同价值之间有道义内容和普适程度的差别。它坚持，任何价值都只是利益的托词，核心价值必然就是核心利益。既然如此，人类的任何良心价值原则都不过是自欺欺人或是欺骗他人的高尚谎言。

今天，人们期待中国的政治改革和社会道德提升，无非是从两个方向来设想求变的可能和希望：一个是以好制度对抗失德的社会，另一个是以个人或社会的道德提升来倒逼制度改革。无论是坚持制度还是道德优先，改革的希望都离不开正义和公正的政治、社会价值。一旦让犬儒主义瓦解了我们对人性、制度和正义价值的信心和希望，任何良性社会、政治变革的可能也就不复存在。

犬儒主义是一种得过且过、随遇而安的无目的生活方式，它否定希望的价值，也毒杀了希望本身。与犬儒主义相反，希望是一种对事物变化的积极思考方式，在困难和停滞的时刻越是要保持希望，就越是需要抵制犬儒主义，在个人心理和社会文化上都是如此。对希望心理学颇有研究的美国北卡大学教授弗里德克森在《为何选择希望》一文中强调，“希望能切实打开我们的心胸……去除恐惧和绝望的幕障，让我们看到更宽广的景象，变得富有创造力……也对未来更有信心。”希望是在人的境遇很糟糕，而前景又充满了迷惑和不确定的时侯，才特别需要的，也才特别有鼓舞和引导作用。希望是人类的一种前瞻性想象能力。俄国作家扎米亚金的小说《我们》里，那些被强制动过脑部想象力切除手术的人们，他们丧失了想象的能力，也失去了希望。

美国心理学家施奈德在《希望心理学》一书中指出，希望必须包含三个部分，每个部分要起作用都离不开自由、独立的个人主体，也离不开积极、明确的良心选择和行动。第一个部分是“目标”，施奈德指出，希望需要目标，“目标是我们在头脑里想象和想要实现的目的、经验和结果”，“包含希望的目标介于不可能和肯定会实现之间”。有目标而抱定希望的个人，他们就像是社会中的小发动机，他们不断地对自己说，我相信我能做到，我们能做到。

希望的第二个部分是“意志力”。施奈德说，“意志力是希望思维的驱动力。”意志力借助于人们确定的目标和每个人的思想能量而发生作用。人们对目标的理解越深入，越全面，意志力也就越强，这同样也是信心和信念的力量。意志力离不开对目标的知识，这就像良心离不开对道德和价值的知识一样。

希望的的三个部分是“方法能力”，“也就是在头脑中形成计划和行动地图，指引希望的思考。”方法能力帮助人们区分特定条件下比较重要的目标和不那么重要的目标，也帮助人们在希望的时候，能够尽量避免好高骛远，不切实际，沉溺于空想或是急功近利。希望的方法能力与良心行为一样，必须是一种实践伦理，希望和良心行为都包含着对具体环境和特定条件下如何确定行动目标和选择行动的策略。

当今中国的犬儒主义是一种放弃求变希望，自我劝说顺从、服从和随遇而安的理性生活方式。对于良心行为的行动主体，多面合围的犬儒主义形成了一个丝鹅绒的牢笼，比起蒙田所说的“酷刑”或津巴多“斯坦福监狱实验”里的管制来，这个用犬儒主义建构的牢笼要显得文明、和谐、安逸得多。它不必依靠粗野的警察管理，也不需要时刻挥动令人恐惧的大棒（政治运动或阶级斗争）。它甚至看上去都不再像是一个牢笼，而不过是一种理性而聪明的生活方式。犬儒主义是一种以自我调适来应对政治、社会和生活危机的处世方式，它不把这些危机看成是必须解决的“问题”，而是只要自己想办法就可以安然应付的“不方便”。在这样的生活里，不合时宜的求变希望和行为会违背“难得糊涂”的生存智慧和“不作死就不会死”的真理原则。

这是一种社会契约被私欲、顺从、沉默和逃避重新规划过的犬儒式生活，它利用私欲、酬劳顺从、犒赏沉默、鼓励逃避。在这个新的社会契约中，共识代替了强制，合作消除了批判，理解瓦解了反抗，玩世玩完了异见。思想和观念的管制不再是由笨拙的政府机构来进行，而是成为学者、教授、专家、艺术家、新闻工作者和政治人员共同参与的合作结果。这是一种大家都心知肚明，显得对大家都有好处，所以大家都坦然玩之的游戏。但是，终归还是有人明白，这是很犬儒，最后对谁都没有好处的游戏。

网易曾刊登一篇题为《美新任驻华大使回应“包咳死”外号：很高兴来中国》的报道，一位读者的评点留言点明了中国人犬儒生活的窘况，“遇上雾霾，我们默默的买口罩戴上，遇上有毒食品，我们默默的去学习各种鉴别技术，遇见水污染，我们默默的去超市抢购瓶装水。我们默默的忍受、顺从，但这一切没有因为我们的忍耐而变得更好，于是我们慢慢的，一起滑向深渊。”社会中多一个像点评者这样的明白人，自然就多了一份打破犬儒主义的力量，也多了一份为政治、社会改革有所共同良心行动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