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的 德性 和孔子的 仁

比较孔子和苏格拉底是一个老题目,也是一个普及的题目。老题目难写出新意,普及题目难做学术文章。我为什么还要比较孔子和苏格拉底呢?为了说明本文的主旨,我们不妨首先回顾一下,过去的学者是如何比较孔子和苏格拉底的。

从18世纪开始,西方人就开始比较孔子和苏格拉底。1712年,法国大主教费内龙(Fénelon)发表了一部比较孔子和苏格拉底的著作《死人的对话》(Dialogues des Morts)。这本书的目标是反驳18世纪欧洲的“中国之友”(sinosophia)对孔子的崇尚。当时的启蒙学者把中国作为欧洲效仿的模范,把孔子当作人类理性的导师。伏尔泰写下了这样诗句来赞美孔子:“唯理才能益智能,但凭诚信照人心;圣人言论非先觉,彼土人皆奉大成。”

正如利温奇所总结的那样,“孔子成为18世纪启蒙运动的保护神”。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费内龙极力表达出反潮流的声音。他认为不应该把古代的中国与当代的欧洲相比较,而应该从起源处来比较中西文化的优劣。孔子和苏格拉底分别代表了中国和西方文化的源头,费内龙因此借苏格拉底和孔子的对话,宣扬西方文化比中国文化更优越的观点,他甚至认为中国文化起源于西亚地区,是从西方传到中国的。费内龙在18世纪属于少数派,但到19、20世纪,他的论点却在西方广泛流行。在不少西方学者的心目中,西方文化高于中国文化,苏格拉底是真正的哲学家,而孔子不过只是一个道德常识的普及者,他没有哲学思想,也没有一个系统的道德哲学的学说。黑格尔甚至说:“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

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的和西方的文化是几乎同时诞生和发展的,两者之间存在着共时的、对应关系。根据这样的认识,人们把孔子和苏格拉底作为这两个伟大文化传统的代表人物,比较他们思想的相同和相似之处,同时把他们之间的差异归结为各自所处的不同的社会环境。我们在报刊上不时可以看到的比较孔子和苏格拉底的文章,基调都是为了说明中西文化的相似性或差异性。

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比较孔子和苏格拉底,看一看两者对人类精神所作出的共同贡献。本文的这一角度与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时代”的概念有关。按雅斯贝尔斯的说法,发生在约在公前800至公前200年之间的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精神的的重大突破时期,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有千山万水的地理横亘,但发生在这些不同区域的轴心时代文化却开创了一个精神领域,使得各个不同民族都“获得了全人类所具有的共同的东西”,人类从此被“一个共同的起源和目标”联结在一起。根据这样的理解,轴心时代的孔子和苏格拉底不但分别启迪了中华民族和希腊人的道德自觉意识,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全人类的共同目标和道德精神的形成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围绕这一论题,本文从下面三个方面对孔子和苏格拉底的中心思想进行新的诠释。

道德的统一性：虽然孔子和苏格拉底的思想分别在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耐人寻味的是,两人都没有发表自己撰写的著作。孔子自称“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他用耳提面命的方式孜孜不倦地教诲弟子;苏格拉底则自称“无知”,用辩证的对话方法与人们探讨真理。孔子在古代中国被尊为“先师”,现代人也同意把孔子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第一个教师。虽然与苏格拉底同时代的智者的职业也是教师,但苏格拉底才是名副其实的教师,因为他的辩证法被证明是真正的教授方法,这就是通过清除心中的蒙蔽而让真理显现出来的方法。希腊文的“真理”的原意就是“除蔽”,按中国传统的说法,这就是“解惑”。孔子和苏格拉底还分别在中国与西方开始了解惑除蔽的学统,人们把他们分别尊为中国和西方第一个教师,确是恰如其分的评价。

但是,孔子和苏格拉底都没有发表自己撰写的著作这一历史事实,毕竟给后人理解和研究他们的思想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孔子的《论语》由孔子的弟子编辑而成,其中充满着警句箴言、名言隽语,各章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甚至同一章的各段之间也没有密切联系。由此,人们通常说孔子并没有系统的哲学学说。苏格拉底也有同样的问题。柏拉图写的所有的对话集均以苏格拉底为主角,但学者知道,这些对话是柏拉图在不同时期写成的;其中,中期和晚期对话不过是借苏格拉底之口,表达柏拉图自己的观点;只是早期对话,尤其是《申辩篇》、《克力同篇》、《尤息弗罗篇》、《拉刻斯篇》和《普罗泰戈拉斯》等对话,通常被认为是对苏格拉底言论的真实记录,被人们称作“苏格拉底对话”。这些对话和色诺芬写的《回忆苏格拉底》、《会饮》、《家政》和《申辩》等著作是我们现在了解苏格拉底思想的主要材料。不管是《论语》,还是“苏格拉底对话”,似乎都缺乏一个主题。

《论语》中的孔子用了很多具体问题,但没有给任何一个普遍概念下明确的定义,给人留下了支离破碎、没有系统性的印象。因此历史上有人指责《论语》不过是“烂断朝报”是可以理解的。即使对孔子满怀好感的美国学者芬格莱特也说:“孔子对于同时期的希腊和近东人所关心的道德实在的中心问题,并不予以特别关注。”人们对苏格拉底也有类似的印象。虽然苏格拉底在对话开始声称要讨论某一美德的定义,如什么是虔诚,什么是勇敢,但对话总是无果而终。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把“苏格拉底的言谈”称为诗意的模仿,而不是成熟的思想。

然而,我们不能满足于表面现象。只要仔细地阅读《论语》和“苏格拉底的对话”,就不难发现,前者有一个中心概念,那就是“仁”,后者也有一个概念,那就是“德性”(arete)。“仁”字在一本只有二万余字的《论语》里出现了一百零九次之多,足见其重要性。弟子多次向孔子问仁,孔子的回答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一段话最为重要:“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冯友兰对这句话有这样的解释:“忠恕之道同时就是仁道,所以行忠恕就是行仁。”为什么说“仁”的意义是“忠恕”呢?《中庸》说:“仁者,人也。

”郑玄注曰:“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问之言。”就是说,“仁”表示一种相互关心的人际关系。那么,一个人可以用很多办法去关心别人,所有这些具体的办法和行动可以用忠恕之道来加以概括。“忠”和“恕”都从“心”。人心不偏不倚,没有一己私心,这就是忠;待人如己,推己及人,这就是恕。可以看出,“忠”和“恕”是有区别的,“忠”比“恕”的要求更高。一个人很难没有私心,但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这应该说是人之常情,并不难做到。孔子把“仁”的否定意义表达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推己及人便能无怨,无怨就是“恕”。至于“忠”,则是要尽己为人,即孔子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仁之方”(《论语·雍也》),仁的最高标准。

顺便说一下,“忠”和“恕”是“仁”的意义的肯定的和否定的两个方面,这一点为不少西方学者所忽视。比如,《论语》的一个早期翻译者理雅格把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与人”称为“银律”,因为“《福音书》里的金律更高”,“金律”就是耶稣所说的“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马太福音,7:12)。理雅格没有看到,“仁”的意义不仅是“恕”的否定性表达,而且也是“忠”的肯定性表达。如果说“金律”是肯定性的表达,而“银律”是否定性的表达,那么可以说“仁”是“金律”和“银律”相结合的道德原则。

需要强调的是,孔子的“仁”是指内心的道德原则。把“仁”翻译为“仁慈”或“完德”,可能会使人产生误解,以为“仁”指具体的德目。但“仁”不是具体的德目,而是统摄一切德目的道德原则,是一切德性的总纲。

在轴心时代,印度、中东和希腊的经典中也有“金律”的表达。据说,公前6世纪的希腊“七贤”中的两位———皮塔考斯和泰勒斯已经表达出“金律”的意思。[7]到苏格拉底时期,人们已经不再用“金律”表达道德观念,不同的思想家用不同的术语表达不同的道德观念。苏格拉底所使用“德性”这一概念的意义不是单一的,它包涵了各种道德观念,并把它们统一起来。正如伏拉斯陶斯在《普罗泰戈拉斯篇中德性的统一性》一文所指出的那样,这篇对话中的苏格拉底表达了一个“统一性的论题”。就是说,“正义”、“虔诚”、“节制”、“勇敢”和“智慧”都只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名称而已”。彭内尔在“德性的统一”一文中进一步阐明了“德性是一”这一命题的意义如下。

一个人是勇敢的,当且并仅当且他是智慧的;
当且并仅当且他是节制的;
当且并仅当且他是正义的;
当且并仅当且他是虔诚的。

伏拉斯陶斯和彭内尔的分析都表明这样一个道理,苏格拉底所说的德性并不表示一个具体的德目,而是所有德目的一个通名。“德性”是一个表示一切道德行为的本质的名称。苏格拉底认为,智慧是把握对象的本质的能力,因此,一切德性的本质与智慧的本质是相等同的。这样,德性的统一性可以被表述为:“一个人是有德性的,当且并仅当且他是有知识的。”这一表述正是苏格拉底所说的“德性就是知识”的含义)

苏格拉底和孔子一样,一生都在追求人心中的道德原则。他们分别用“德性”和“仁”来表示这一道德原则,但他们都没有给这些概念以明确的定义。因为具体规范是可以被定义的,而那些存在于内心之中的道德原则只能被表达为普遍的道德命令。“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德性就是知识”就是这样的道德命令。他们关于道德原则的陈述虽然不同,但两者的功能是相同的,这就是,把各种不同的德目统一起来,并以德目的统一性来解释日常道德行为的共同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