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苏格拉底的道德认知

苏格拉底关于“德性就是知识”的命题经常被人们当做道德理智主义的样板来批判。亚里士多德首先对苏格拉底的“不可能的观点”进行了多方面的批判。他说:“把德性当做科学的观点摈弃了灵魂的非推理部分,从而把激情和道德品格都给摈弃了。”亚里士多德又批评说,苏格拉底的原则陷入了道德决定论,因为按照苏格拉底的说法,人们知道什么是善,就会行善,无人有意作恶,亚里士多德反驳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人们也不会有意行善了”。亚里士多德的另一个批评是,苏格拉底混淆了德性和技艺。他说:“正如健康比知道什么是健康更好,处在好的状态比知道什么是好的状态更好。”

德性是处在好的状态的行为,而知道什么是好的状态仅仅是知识,两者是不同的。亚里士多德总结说:“苏格拉底认为德性是推理的一种形式,而我们则认为德性涉及到推理”,但德性不是推理,苏格拉底的观点“明显地与事实相矛盾”。

亚里士多德把苏格拉底所说的“知识”理解为“科学”(episteme)和“推理”(logismos),这是他的批评的主要根据。我们要问,亚里士多德如此理解苏格拉底是否正确呢?亚里士多德很可能是根据《普罗泰戈拉斯篇》来理解苏格拉底原则的。在这篇对话中,有这样一句话,苏格拉底“极力要证明所有的德性都是知识(episteme)”。

需要注意的是,“德性就是知识”并不是苏格拉底自己说的话,而是和苏格拉底一起的一个对话人对苏格拉底思想的陈述。这个对话人的目的是为了说明苏格拉底和普罗泰戈拉斯两人的观点都有不足之处。把“德性”等同于科学意义上的“知识”(episteme)这里有一个特殊的目的,那就是为了说明德性的可教性。正是为了说明“德性”和“教育”之间的联系,柏拉图才在他的对话里用episteme这一词来表示“德性”。如果仅从这篇对话中的这段话,就断定苏格拉底是一个道德上的理智主义者,那未免要得出以偏概全的结论。亚里士多德对苏格拉底的批评也有以偏概全之嫌,正如一个学者所质疑的那样:“亚里士多德笔下的苏格拉底大概只是复述了柏拉图对话中的苏格拉底,而不是历史上真实的苏格拉底吧?”

依我之见,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三位最伟大的希腊哲学家的气质彼此不同。如果说苏格拉底是纯粹的道德家的话,那么柏拉图就是纯粹的哲学家,而亚里士多德堪称纯粹的科学家(注意:道德和科学在古希腊都属于哲学)。三者之间的不同差别决定了他们对知识的不同理解。柏拉图使用的sophia(智慧)、episteme(科学)和mathesis(数学)等词汇都可被翻译为“知识”,以与“信念”(pistis)和“意见”(doxa)相对立。亚里士多德区别了三类知识:智慧、实践智慧和“技艺”。

他之所以批评苏格拉底的理由是因为他以为苏格拉底混淆了这三类不同的知识。他不了解,苏格拉底所说的“知识”正是他所说的“实践智慧”。苏格拉底本人所声称的“德性就是知识”这一命题被色诺芬所记载,其原话是:“他(指苏格拉底)还说,正义和其他德性是审慎。”这里的“审慎”正是希腊文phronesis,也可译为“实践智慧”,实践智慧或审慎与“科学”和“技艺”有密切联系。在柏拉图的《查米德斯篇》中,我们可以看到,苏格拉底是如何把“审慎”与“科学”联系起来的。

概括地说,“审慎”与“节制”有一定联系,但“审慎”要求对自己的行为做进一步反思,通过这样的反思,“节制”的定义“做你自己的事”被深化为“认识你自己”;认识自我的知识不属于任何特殊门类的科学,但也并非没有任何实际用途,它的实际用途在于它的特殊对象———善和恶,结论因此是:实践智慧是关于善和恶的科学。在《普罗泰戈拉斯篇》里,苏格拉底用“工匠的类比”来说明“知识”和“技艺”之间的联系。他说,高明的工匠知道什么是好的工作,什么是坏的工作,但“工具本身并不教人们如何使用它”,只有通过工匠自身的学习和知识才能获得成功;生活中的成功也是如此,也要通过学习和知识,才能掌握德性。

我们在第一节已经看到,“德性”和“仁”之间有着原则上的相似性。在本节我们首先克服亚里士多德对苏格拉底的误解,下面我们利用“德性”和“仁”的相似性来克服西方学者对孔子的误解。西方学界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孔子的思想缺乏反思,没有或很少有西方传统所强调的自我意识或主体性。比如,黑格尔说,孔子的伦理处于历史的“非反思”的开端,他所说的“非反思”的意义是实体还没有认识到自身就是主体。

另一方面,当代的美国汉学家芬格莱特虽然赞赏孔子的思想,但也说孔子的任务是“试图客观地评价某些对象或行为是否正当”,孔子的依据是知识而不是选择。这两种看似不同的评价实际上都是对孔子关于“知”的观念的误解。黑格尔把孔子的“知”理解为“非反思的主体性”,忽视了其中的理性思想成分,芬格莱特赞扬孔子的客观知识,这又忽视了“知”的实践功能。为了比较准确地理解孔子关于“知”的观念,我们不妨把苏格拉底的“德性”所包含的“审慎”、“知识”和“技艺”观念与孔子的“仁”所包含的“知”、“智”和“艺”的观念做一比较。

孔子的“仁”离不开“知”。当孔子被问及仁时,“子曰:`爱人'”;当他被进而问及知时,“子曰:`知人'”(《论语·颜渊》)。“爱人”和“知人”是不可分的。一方面,只有“知人”,才能“爱人”,这就是孔子所谓的“知者利仁”;另一方面,“知人”的目的和内容都是“爱人”,孔子因此说:“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知人”的确切含义应该是知道人的善恶,知道人的善恶能够使人正确等待别人,正确等待自己。“能好人,能恶人”是对别人而言的,即喜欢善人,不喜欢恶人;“无恶”是对自己而言的,一个人知善恶之后就不会作恶,这与苏格拉底所说的“无人有意作恶”是一个意思。就是说,孔子的“知”与苏格拉底关于善和恶的知识是一致的。

苏格拉底所说的“知识”和“德性”相当于中国哲学里的“知”和“行”的关系。与苏格拉底把两者等同起来的观点不同,孔子明确区分了“知善”和“行善”。“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这里的“之”应该代表第4期赵敦华:孔子的“仁”和苏格拉底的“德性”91“善”或“德”的意思。孔子区别了“善”的三个不同层次:知善、好善和乐善。知善处在较低的层次,因为有的人知善而不行善;好善和乐善都是行善,好善是对善的追求,而乐善则因为追求善而感到愉悦,这是最高层次的善。现在中文有“好善乐施”这样的成语,但却没有“知善”这样的词语,这反映了孔子对中国人思想的深远影响。在中国人看来,“善”不是“知”的目标,而是“行”的目标,心甘情愿、满心欢跃地行善才是善的最高境界。

善虽然不是“知”的目标,但却是“学”的目标。古文的“知”有“学”的意义,“知善”的确切含义应该是“学善”。孔子的教育思想强调后天的知识,通过学习而获得的知识。他区分了三类知识:“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论语·季氏》)。孔子虽然把“生而知之”作为最高的知识,但承认“吾非生而知之者”,他还说自己不是“不知而作之者”。就是说,他是学而知之,知而作之。他的学习过程是“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论语·述而》)。这是一个在实践中学习道德的过程,不仅要求“多闻”、“多见”,而且要求识别善恶,选择善,践履善。孔子不但强调知识的实践性、道德性,而且突出了道德的可教性。对他来说,道德是学习和实践的过程,道德是知识的主要内容。

“仁”是德性的总纲,“知”是一个德目,“仁”当然高于“知”,但两者在实践中是连续的。“仁”是在获得关于善恶的知识之后还要继续实践才能达到的境界。虽然没有明说,但孔子已经分别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灵魂的“推理”和“非推理”部分。他说,仁的意义是“爱人”,又说:“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爱人”、“好人”和“恶人”都是“非推理”的,但“知人”却不是。“知人”是一个学习、辨别和判断的过程,更多地涉及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推理”。

孔子要求的“爱人”并不是一个义务的重负,而是朝向生命价值的愉悦的活动。《论语》中的仁者是有乐趣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这是颜回之乐。“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这是曾点之乐。“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同上),这也是孔子之乐。宋儒把“孔颜之乐”作为一个大问题来研究。《论语》中区分了两种生活方式:“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知者”和“仁者”的生活都是“仁”的外显,“知者”有仁,“仁者”亦有知。两者的区别是膺服不同的生活价值。这些生活价值用现代语言来说,仁者是现实的,负责任的,严肃的;而知者则是浪漫的,创造性的,有幽默感的。

孔子所从事的“知”包括“艺”,他的教学科目称作“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范围包括理论、实践和技艺,但都有道德内容。通过分析孔子关于“知”的概念及其与“仁”的关系,再把它们与苏格拉底关于“德性”和“知识”的说法相比较,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所用是术语不同,孔子的“仁”和苏格拉底的“德性”都包含着理性的思想、实践的智慧和技艺这三类不可或缺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