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和苏格拉底强调道德的可教性

孔子和苏格拉底都强调道德的可教性。他们一生都在传授道德,并且为后人树立了崇高的道德榜样。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对道德可教性的强调包含着德性普遍性的要求。德性只有在能够被社会所有成员所接受的条件下,才能被公开地传授,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道理。但在轴心时代之前,这个道理却不是不言而喻的。孔子和苏格拉底对人类精神所作的一个伟大贡献在于,他们突破了狭隘的等级观念和相对主义的观念,把德性普遍化,使之成为社会所有成员都必须服从的准则,从而实现了一场道德上的革命。

早在西周初期,“德”的观念就已经流行。周公提出的“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思想是周礼的道德基础。但是,周代统治者的道德观是天命观的一部分。“德”的本意是“得”,道德是得到天命的必要手段。“天命”是上天授予的统治权。“以德配天”的思想既是对当权者的警告,也是对他们的鼓励:无德的统治者(如商纣王)将会丧失天命;而有德的统治者(如周文王、武王)一定会得到天命、保持天命。既然“德”是“得天命”的手段,对于那些不可能获得天命的被统治的庶民而言,“德”是没有价值的,民众根本不需要“德”以获得他们命定没有的统治权利,“德”只是少数贵族统治者享有的特权和特殊义务。

“仁”并不是孔子最先提出的概念,但孔子赋予“仁”以传统所没有的新意。周礼的“德”是对统治者的特殊要求,而“仁”则是人人都必须、并且可以遵守的普遍道德原则。“仁”又是判断人的普遍标准,符合“仁”的标准的是“君子”,反之就是“小人”。在此之前,“君子”和“小人”是社会等级之分,社会等级决定了他们与“德”的关系;“君子”能够“得天命”,故有“德”;“小人”不能“得天命”,故无“德”。“仁”的标准却把道德水准和社会等级的关系颠倒过来:“君子”有德,故能治人,“小人”无德,故受治于人。统治者的合法性不再是“天命”,而是“仁”所宣示的道德普遍性。自孔子之后,儒家政治皆以“仁政”相标榜,根源即在于此。

苏格拉底和孔子一样,在一个社会激烈变革的时代发动了道德普遍化的精神变革。与孔子不同的是,苏格拉底变革面临着两种障碍:除了传统的氏族习俗外,智者在批判传统习俗的同时,走上了道德相对主义的道路。柏拉图在《普罗泰戈拉篇》里记载了苏格拉底和智者普罗泰戈拉的对话。据普罗泰戈拉说,宙斯派赫尔墨斯把尊敬和正义分给每一个人,使人在共同认可的道德原则之下组成国家。这些原则是人为约定的,需要通过传授和学习,才能得以维持。普罗泰戈拉借神的名义反对传统的氏族习俗,但却根据“人是万物的尺度”的信念对道德原则作出了相对主义的解释。

苏格拉底不反对说德性是可以传授的,但反对说道德原则是约定的。他认为,道德的可教性在于它的普遍性。正因为道德原则普遍地存在于人的心灵之中,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与人之间才能在道德问题上互相沟通,通过对话相互交流,发现普遍的道德原则。与苏格拉底同时代的喜剧作家亚里斯托普所写的《云》这部戏剧,为我们理解当时雅典的道德氛围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今人那斯包对这出戏的主题有这样一个概括:“这里的关键问题总是:`我能得到什么?'关键的心理原则是自我享乐主义。”剧里除了苏格拉底的所有角色都只关心他们自己的满足,《云》的作者甚至宣称,所有这出戏的观众也抱着同样的自私的态度。苏格拉底在戏中是一个被丑化的角色,他反对享乐主义的态度被描述为不现实的笑料。但在柏拉图和色诺芬的著作中,我们才能理解,被当时大多数人所不能接受的苏格拉底的道德教导具有何等重大的划。

如前所述,苏格拉底教导的中心是arete,这个希腊词通常被译作“德性”,但并不指称具体的德目。实际上,苏格拉底用这个词表示人的生活的完好或完善。他告诉雅典人说:他的使命是“关注你们的道德完善”。他还说:“人的完好并不来自金钱,反之,个人的和城邦的金钱和其它好处来自他们的完好。”当苏格拉底敦促人们关注德性的时候,他发现经常会遭遇这样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这与亚里斯托普在《云》这提出的“我能得到什么?”是同一个问题。面对这一问题,苏格拉底努力使人们相信这样的道理:德性是值得为之而生活的最高的价值,通过道德的完善,人们将会得到最大的好处。正是由于这种联系,“德性”同时也是“好处”,而且是“完好”。正如苏格拉底所说:“再没有什么比每天谈论人的完善更为幸福的了……没有经过如此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生活。”

苏格拉底把“好生活”、“公正的生活”和“幸福”作为同义词来使用。他的这种使用不仅因为这些词有着同样的词根eu,更重要的是,他为“德性”、“好处”和“幸福”的同义性提出了论证和理由。在《欧绪德谟篇》和《高尔吉亚篇》中,苏格拉底使用了“心灵上的好处或坏处”和“身体上的好处或坏处”的类比来证明他的幸福观。他说,正如每一个人都想要身体上的好处,避免身体上的坏处,每一个人和城邦也要选择心灵上的好处,避免心灵上的坏处;或者说,趋善避恶是最大的好处,这也是幸福。[20]苏格拉底把道德的善和实际幸福相联系的论证在柏拉图后来的对话《理想国》里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苏格拉底与智者的幸福主义的一个根本不同点是,智者追求的幸福是身体的、有形的、物质的好处,而苏格拉底则坚持认为,幸福归根到底是心灵的、无形的、精神的好处;德性存在于人的心灵之中,追随德性也就是“关注自己的心灵”。苏格拉底在《申辩篇》中说,他以前的自然哲学家想要找到一个比撑天神阿特拉斯更伟大的本原,但却没有想到这个本原正是“善”。他认识到这个错误之后就“求助于心灵,在那里寻找存在的真理”。苏格拉底引用德尔菲神庙的铭文“认识你自己”要求人们把关注的对象从外部世界转向自己的心灵,在心灵中寻找一个“最强的原则”。那么,这个内在于心灵的原则是什么呢?苏格拉底说,这个原则就是德性,人心中包含着道德原则,反求诸己,审视内心,就能够发现并履行这一原则。

我们知道,没有道德自律,没有普遍的规范,也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道德。孔子的“仁”和苏格拉底的“德”标志着人类的道德意识上升到自觉的普遍性的高度,两者分别对中国和西方的精神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孔子和苏格拉底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我能得到什么?”他们通过价值转变实现了道德上的变革。孔子把传统的“德(得)”的观念转变为“仁”的普遍原则,使所有社会成员得到了共同生活在一个和谐社会的理想和希望。苏格拉底把智者的享乐主义的“幸福”的观念转变“德性”,鼓舞人们为不断获得完好的生活而净化心灵。孔子的“仁”和苏格拉底的“德性”牵涉到个人的和社会全体的好处,他们的思想尚无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分野。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文化传统重视集体主义,而西方传统崇尚个人主义,这种区分过于简单化了,但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我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始点,已经可以看到孔子的“仁”和苏格拉底的“德性”确有不同的侧重:前者侧重人的行为,后者侧重人的心灵;前者侧重人际关系,后者侧重个人理性。这些不同的侧重点对后来的文化传统当然沿着深远影响,但这已经超出本文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