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vs神权：拜占庭帝国的圣象破坏运动--中华百科

公元8-9世纪之间，日渐衰微的拜占庭帝国将矛盾转向自己内部。尽管边区的战斗时有反复，但内部问题的处理逐渐被推到首位。由此造成的破坏圣象运动，不仅将改变帝国的历史，也会让拜占庭与其他基督教国家的关系发生重大转变。

雅穆克战役拉开了拜占庭帝国的漫长衰亡史

自悲惨的雅穆克河战役失败后，拜占庭帝国在四方一溃千里。不仅是叙利亚、迦南和埃及的快速沦陷，连拥曾经拥有七大奇迹的罗德岛也丢给了阿拉伯海军。等到西面的迦太基沦陷，整个北非也都落入穆斯林征服者之手。到公元718年，利奥三世皇帝经过整年苦战，才依赖希腊火和保加利亚援军击破阿拉伯人。但帝国土经丧失先前地盘的2/3，半数以上人口落入敌国手中。

穆斯林崛起造成拜占庭领地的大面积缩水

此后，帝国各阶层开始为穆斯林世界崛起和拜占庭正统的衰落寻找理论依据。部分就人觉得，伊斯兰的胜利源于他们拒绝崇拜任何偶像。虽然按照古朴的摩西十诫训导，基督徒也不能有偶像崇拜行为。但对于圣像的顶礼膜拜已甚嚣尘上。尤其是在查士丁尼皇帝主政的6世纪，帝国臣民越来越对圣体、圣人遗物的神力笃信不疑。认为把圣灵、圣人形象化，就意味着可以与他们直接进行联系沟通。这无疑是教会与古典艺术成果的融合，却架不住国势衰退期的骨头里挑刺。

正在抹去圣象的拜占庭官员

表面上，利奥三世只是出于对偶像崇拜的激烈反对，才发动圣像破坏运动。但其根源在于世俗权力与教会的激烈对抗。通过圣像破坏运动，可以立刻从教会手中争夺人口资源，弥补因战败而造成的巨额损失。因为在当时的帝国境内，教会普遍拥有大量庄园。不仅有农用耕地和房产，还包括众多橄榄园、葡萄园、山坡牧场、小型手工作坊、农户与畜群等。这类土地的产出又无需给世俗王权纳税，对于帝国的财政造成了极大损害。大量青壮年出家成为修道士，既不能被皇帝募集参军，也不利于农业活动的开展。

许多边区军头支持皇帝的破坏圣象运动

同时，在东方与异教徒接壤的军事贵族，也开始受到伊斯兰影响而格外反感圣像崇拜。他们希望夺取本军区内教会土地，用来扩大人口和财富。由于东方边区是帝国抵抗阿拉伯人的前沿，因此在皇权和军权的密切配合下，圣像破坏运动便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

由皇帝亲自主持的帝国宗教工作会议

公元726年，利奥三世颁布了《禁止崇拜偶像法令》，开始中止各省的偶像崇拜的活动。全国各地的圣像、遗迹、圣骨和法衣被集中销毁，大批教会的土地被借机充公，剩下部分也必须向皇帝交税。还有大批修士被强令还俗结婚。随后，利奥三世又宣布没收意大利南部的什一税。因为这笔税款在之前都是由教会笑纳的。四年后，皇帝又召开宗教工作会议。撤换了反对运动的大教长日耳曼努斯，以拥护决议的大教长阿纳斯塔西乌斯替代。还制定了相关宗教法规，为破坏圣象运动提供了神学理论依据。

因反对新政策而被折磨致死的大教长日耳曼努斯

随着运动的全面展开，拜占庭帝国的军事实力在短期内有了大幅提升。例如在公元740年的阿克洛伊农战役中，利奥三世就用伏兵歼灭了阿拉伯名将巴塔尔的20000先头部队，从而彻底终结了他们对帝国威胁时代。公元746年，君士坦丁五世皇帝又夺回了叙利亚北部的盖马尼恰马卡亚。次年反动到亚美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纵深地区。随后，皇帝又对北方的保加尔人发起数十年猛攻，在多瑙河边区收复了大片领地。

短期内拜占庭帝国的财力和军力都得到了迅速恢复

然而，这项旨在加强皇权与军权的掠夺性策略，还是在很多地方遭到民众抵制。因为在许多有着浓厚古典习俗的区域，基督教的传播推广本身就依附于特定传统。对于当地的百姓而言，破坏圣象就等同于践踏自己的信仰基石。比如位于小亚细亚半岛的希腊城市以弗所，在古时就有深厚的戴安娜女神崇拜，后来才将对象转变为圣母玛利亚。皇帝的一刀切命令，无疑就在城中遭到大部分人的一致反对。

许多非核心区域的民众都不赞成破坏圣象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意大利的拜占庭控制区。破坏圣象的政策，激起民众暴动和对拉文纳总督的谋杀。身处罗马的教皇格列高利二世，也宣布停止向拜占庭帝国缴纳税赋。双方的相持不下，最终造成独立的教皇国建立和日后查理曼的法兰克军队南下。一些北意大利城市则更为直接，纷纷选择投靠日耳曼系的伦巴第人，断绝自己对君士坦丁堡当局的效忠。

教皇国的建立就是在抵制破坏圣象运动

或许有读者会感到奇怪：为什么拜占庭不能针对特定区域，出台尺度稍有不同的政策法令？事实上，自罗马帝国从公元3世纪步入集团制度，类似的灵活操作空间就被统治者自己一再压缩。相比容忍区域自治的共和国与早期帝国，中后期的罗马皇帝更希望做到全国上下一盘棋。以此聚集更多社会资源，强化军事力量和个人权威。作为其直系后裔的拜占庭帝国，当然也就接过了这套政治理念。破坏圣象运动本来就是为了加强集权管控，自然不可能为顾虑地区差异而再附加任何因城施策。否则无异于精神分裂，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破坏圣象运动的核心在于掠夺社会资源

当然，短期的巨大收益很快就转化为更加严重的社会危机。本可与皇权相持的教会，在相当程度上保护了部分社会资源。每当帝国遇到重大灾难，都可以作为应急储备提供不可或缺的援助。公元6世纪的希拉克略皇帝，就因教会势力的倾囊相助而重新聚集起反攻力量。否则就根本不会有逆转波斯帝国的宏图伟业。但利奥三世与君士坦丁五世的竭泽而渔，却是将本国内部的战略储备全部耗尽。

竭泽而渔的拜占庭最后连都城都守护不住

这种杀鸡取卵的短视做法，很快就因帝国的继续四处开战而陷入疲态。当境内的人口红利与财富保障迅速流失，也就不再能为皇帝的意志提供坚实助力。因此，拜占庭帝国不仅没有因破坏圣象运动而变得上下一心，反倒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愈发虚弱不堪。等到皇帝必须放低姿态去求助罗马教皇与西欧十字军，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也就成为板上钉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