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QR：罗马人民和他们的国家

说到意大利的首都罗马，脑海里浮现的是随处可见的古老遗迹，琳琅满目的大师力作，随处倾颓的残檐断壁，造型各异的许愿喷泉，还有宏伟壮观的巨大穹顶。这些美丽而风格各异的建筑记录了罗马这座城市千年来的沧海桑田，但也许，有时候，几个简单的词组或字母的组合，可能承载着比那些“骇人”的庞然大物更多，更持久的历史记忆。对罗马城而言，她最光荣的回忆至今仍可在城市里不时可见的华丽的马赛克地砖和神庙柱廊可爱的三角门楣上找到，只借着那4个看似普通的字母：

SPQR

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

罗马元老院和罗马人民

在此引用一段维基的解释：senatus单数名词，que作“和”义解，连接senatus和populus，romanus做形容词修饰前2个词

我们习惯上总是按一般的政体区分，笼统的将罗马国家称为“罗马共和国”或“罗马帝国”，先不论这样的称呼是否失于宽泛和随意，显然古罗马人对自己国家的体制和模式有更多的思考，共和国晚期—大约80BC左右的罗马人开疆拓土，武功鼎盛，征服了许多民族和国家，也正是在这个时候，SPQR的称呼才逐渐流行了开来，成为了罗马国家的正式官方名称。透过这样一个充满现代感的名称，我们也许能对古代罗马有一个全新的理解。究竟这样一个名字是如何产生的，罗马这样一个2000年前的古代国家，又是如何拥有这样一个看上去很现代化的名称的？实在令人兴趣盎然♂。

先对罗马的历史进程做一番考察。

历史的进程

从罗马建城伊始，罗慕路斯就已建立了元老院，而附属于三大部落的民众也很自然的形成了最初的罗马人民的共同体。但早期的罗马人并没有称呼自己的国家为SPQR，而是简单的称为“ROMA”，也就是罗马。在将近200年的王政统治下，元老院作为国王的咨询机构运行着，而其成员几乎全部是大氏族的头面人物，与其说代表着贵族力量对王权的制衡，不如说国王需要笼络势力庞大的贵族来统治臣民。而国王——尽管按照西塞罗的说法——其登基需要在选举大会上确认，得到民众的认可，其中暗含着王权来自民众的观点。然而，就算真的存在这样的程序，国王仍拥有较高的权威、较大的权力及终身的任期。而此时的罗马只是意大利中部的一个小邦，夹杂在伊特鲁里亚人、拉丁人、萨莫奈人中艰难求生——势力甚至很难扩展至台伯河北岸，人口也极为稀疏，罗马人民——作为一股后世无法忽视的力量，正在缓慢形成中积蓄力量，也在不断增进相互之间的认同感。无疑，这一时期内，仅靠罗马人民和元老院是无法代表整个罗马国家的。

BC509年之后，当最后一位国王塔克文被赶走之后，罗马迎来了共和政体。没有了暴君的束缚，也许，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力量将会得到充分的释放？

整个共和国的历史无非是罗马从意大利小邦成长为地中海共主的历史。在这期间，罗马人的疆域随着力量和勇气的增长而扩大。而在所有的扩张之前，首先是元老院权威的增长，人民自由了，但除了选举权外，仍无法决定国家的管理——决定权操在元老院之手。在一段时间内，甚至按某些史家的说法——“人民的集体决定未经元老院批准绝不能成立是一条不能动摇的原则”（不过很难因此判断百人团的决议也需要元老院的批准）。国王的权威则被毫无保留的转移到了民选执政官手中，除了1年任期的限制，出身贵族的执政官在法律赋予的权威上，和国王几乎没有差别。此时，贵族们牢牢的控制了整个共和国的全部权力。也许，年幼的共和国也需要这群睿智坚定的耆老为她指明前进的方向。

然而，孩子终究要独立于父母，成长起来的共和国也逐渐可以和自己的“父老们”分庭抗礼了。很快，随着罗马对外战争的频繁，平民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处于不断对外战争和债务双重旋涡中的共和国不得不对平民让步，寻求制度保障的平民们迫使共和国从法律上彻底废除了债务奴役制，从此，富有的罗马人不再能奴役另一个罗马公民（罗马的奴隶基本来自对外战争）。平民的人身权利和自由得到了法律的肯定。因此，很多人也将此变革视为罗马平民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开始。懂得并热衷于追求自身权利的罗马平民并不满足目前的处境，很快，平民拥有了自己独立的议事大会（贵族不得参加），该会议通过的法律一开始对平民有效，继而对全体罗马人民都有效力。他们还拥有了独立选举，人身不可侵犯，且手握否决权的保民官。不久，执政官这一国家最高的行政职位也向平民开放了，法律规定2位同僚中必须有1人出身平民。接着，财务官、行政官等行政职位纷纷向平民开放，市政官则是专门为平民设立的。

革命青年格拉古兄弟

但这是否意味着元老院和贵族的衰落？答案绝不是简单的肯定。

首先，尽管许多公职向平民开放了。但由于罗马的公职是没有薪俸的，而罗马公职和希腊一样，是需要巨额投入的，比如市政官的主要职责之一即为取悦市民，方法无非举办各种民众喜闻乐见的节日庆典、竞技比赛，赛后还需提供免费而丰盛的食物，以博取欢心，或者用各式各样想象得到的壮丽建景观装饰城市；除了少数公共设施，其中的大部分需要在职官员自掏腰包。因此，公职的角逐者中有意为国家效力的，或者仅仅为自己及家族争取荣誉，也需要有雄厚财力作为保障。显然，一般的平民是根本无法染指这样的职位的。其次，早在王政时期，塞尔维乌斯就已将古时由血统和传承联系起来的库里亚大会改组为了以财产多寡为区分的百人团大会，从那时起，财富就取代血缘成为了决定社会地位的关键要素，许多原来的平民通过战利品和经商累积了足够被划为贵族的财富，同时，根据坎奴乌斯法案，平民和贵族通婚的藩篱被打破了，为平民，至少他们的后代成为贵族扫清了障碍。以元老院为首的贵族们也早已注意到了这个趋势，他们积极吸纳平民中的优秀人物进入统治阶级，而上述通过财产区分地位的法律也在制度上为这种吸纳提供了基础，一个通过自己能力以正当方式赚取巨大财富的人是受到罗马社会赞赏的，加图就曾经这样写道：“一个家族的家长应该总是卖出东西，而从不买进任何东西。”这固然强调了自给自足的重要性，也隐含着对财富积累的肯定。踏实肯干的罗马农民从不拒绝用双手致富。对西塞罗而言，有产者往往比无产者或赤贫人士更热爱祖国，更愿意为祖国奉献（古代的财产总是和土地联系在一起，现代富人会发现他们很少会有这样的困扰）。“因为他们的财产在哪里，他们的心也在哪里。”这些人在踏入贵族行列之后，往往经过数代人的努力，就和那些最古老的家族没有什么区别了。最后，还有一些寻找仕途捷径的贵族子弟，为了规避法律以求获得竞选保民官的资格，总是心安理得的让自己屈从于某个平民的家长权之下。这样行动以求进阶的例子屡见不鲜，贵族和元老院为了能通过保民官这一关键职位对平民施加影响，也往往乐见其成，甚至推波助澜。在这一过程中，贵族和平民的界限进一步的模糊了。笔者发现，不同于一般的惯性的设想，在罗马，平民地位的提高并非要以贵族权力的丧失为代价，法律的完善、国土的扩张、财富的激增，使得双方的融合和协力有了可能。

尽管平民为自己争取到了部分国家内政的参与权和决定权——当时平民会议的决议已不需要元老院批准即可拥有法律效力，但很多议案在提交表决前，仍需先在元老院审议。但由于共和时期的罗马对交流频繁，在对外事务的大政方针上，国家仍对经验丰富，身经百战的元老院言听计从。元老院领导国家消除了拉丁姆平原伊特鲁里亚人的影响，顶住了高卢人暴烈的进攻，化解了拉丁同盟的反叛浪潮，冷对曾经多次败在其手上的伊庇鲁斯王皮洛士递出的橄榄枝，并最终瓦解了对方；在坎尼经历了堪称罗马国家最惨痛的失败后，元老院在最短的时间内调整了之前的战略，尽管她曾作出错误决策导致国家蒙受了极大的损失，但元老院和团结在其周围的罗马人从不互相指责，而是又一次展现了他们坚韧而不顽固，传统但又开放的可贵品质：那些身居高位的“肉食者们”不仅勇于承认错误，也不羞于及时予以更正，在新的战略制定后，也总能以最高效的方式实施贯彻。这既得力于罗马国家完善的政治体制，也体现出人民对元老院的信心——在危急关头他们总是不自觉的向元老院求助，在她强有力的羽翼下寻求庇护。战争结束后，罗马的声誉和权势震慑四方，与之对应的，元老院的威望也已臻于顶峰，不仅仅因为战争中多位世家贵族为罗马建立的不世武功，也因为疆域的扩张，新的行省的加入，元老院的权限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行省的管理由元老院负责，而行省总督的人事大权也操在同一机构之手，充任总督的大多是卸任的执政官，而这些人——根据共和后的法律，都集中在元老院里。然而，风光背后，危机四伏，“革命”的苗头早已显露无疑，元老院膨胀的权利集中到少数军功卓著，善于谋划之人的手中，强大的兵权让他们慢慢吞蚀着原属集体的至高权力。粉碎喀提林阴谋也许是元老院最后的辉煌，但同时也显然昭示着令人胆寒的前景——已经有野心家公然意图颠覆元老院和她一直以来捍卫的共和政体——这在之前是不可想象的；几十年后，当元老院再一次和野心家处在敌对的状态下时，元老院更加虚弱了，敌人则变得强大了许多，不幸但又几乎是必然的，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转过身去，不再眷顾衰老的西塞罗们，因为“命运和神意，都乃强大者之助佑”。雄辩让位于雄兵，法律臣服于权力，理想败给了野心。罗马人坚持了数百年的共和实践，终于在自己人手中，断送了。

帝制时期的“皇帝”，名义上是所谓的“第一公民”，即“元首”。元首的治权、司法权以及军事统帅权和罗马城的市政管理权，来自于其拥有的执政官/独裁官或其他一些源自共和时期的官职头衔。SPQR的称谓也一直持续到4世纪以后。之后，随着西罗马的覆灭及东帝国彻底的希腊化（采用希腊语头衔basileos），SPQR，才从帝国的历史上销声匿迹。

意义

共和晚期的罗马国家处在激烈的变革中，对内，平民势力的崛起分享了一部分原属于贵族的权力。对外，元老院和传统贵族的优势地位难以撼动。而平民和贵族也在斗争中不断融合，逐渐形成了形式和内涵统一的罗马人民的概念。只有此时作为一个整体的罗马人民，才能够不仅在法律上，也在事实上等同于罗马国家，对古罗马人来说，共和国是公民为共同利益而组织起来的集合体，法律首先是源自自然正义（诸神的命令），后是公民之间以及公民和国家之间的协议。稍加总结可知：国家是公民为保护共同利益，以法律为契约结合起来的共合体。对于这样的国家而言，保护私有财产是其最高正义之一，同时，其权力的来源愈来愈清晰，且只能是唯一的：只能来自人民。因此，SPQR称谓中的罗马人民是绝对和独占的（人民一词在这里更深刻的含义无疑是这样的：代表着罗马人民的正直/高贵/权威及自由），拥有和代表国家的一切权力，而元老院则是附属于人民的，但由于其在各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所拥有的巨大影响，以及在元老院领导下罗马国家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让所有罗马人心甘情愿的在正式的国名前加上“元老院”一词。这也暗合了西塞罗所说的：人民对（贵族）权威指导的需求，形成并牢固了共和国。而一旦对这种精神和行动上指导的需求减弱甚至消弭了（或转化为对皇帝金银赏赐或物质收买的需求），古代共和国也就很难继续存在了。

共和国可以覆灭，共和精神却不会消亡。执政官（总统）握有充分的行政权力，元老院（参议院）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和实际的权威，平民有的则是足够的自由和表达的权利（平民可以对任何官员或机构的判决提出上诉，公会议不能通过针对个人的法律）。这一两千多年前就为罗马人所熟知的政治平衡原则，至今仍深刻影响着所有的宪政国家，也是当今最强大国家建国时所热切学习和积极遵循的方略。不论精英还是暴民，权利或者权力。古罗马人坚信，国家的建立必有其自然的正义原则，因此，国家所追求并要在实践中表达的，也同样必须是公正和正义。人世间不可能有绝对的正义，也不会有完全的公正，但若因此否认和贬低对其的不懈追求，就连目前所有的那一点成就，也会轻易的丧失。

汉堡市政厅内的SPQH

小趣闻

欧洲有大约40多个城市沿用了SPQX作为城市的正式称谓。其中有巴塞尔、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不来梅、根特、汉堡、汉诺威、伦敦、米兰、纽伦堡、吕贝克、维也纳、帕勒莫、佛罗伦萨等，当然还有罗马城。这些城市大多分布于意大利/北德/莱茵河两岸及弗兰芒地区，几乎都是中世纪著名的自由商业城市。既说明了罗马影响力之广，也很好的展现了中世纪欧洲的风貌：源自希腊罗马世界自由及共和的传统，没有一个时刻曾遭到遗忘。

至今罗马城的正式名称仍然是SPQR，只不过用途变得更为广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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