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高达与赞米亚：来自古典时代的逆城市化启示--中华百科

最近，一种名为赞米亚的历史概念，突然在网络间方兴未艾。其原本的含义，主要是指那些靠地形保护规避帝国统御的山地人群。但经过十多年的论证推演，已从最初的东南亚范畴向外扩沿，推而广之到整个长江以南区域。因为是21世纪才产生的晚进概念，故而容易让不明所以者感困惑，却足以为明眼人开拓一片全新视野。

事实上，类似的边缘地域概念，同样有在欧洲历史上出现。例如兴盛于公元3-5世纪间的巴高达运动，就创造出一片只属于罗马帝国的赞米亚地区。两者的特征并不完全相符，却有着近乎趋同的底层逻辑。甚至能作为某种参考模型，体察高度城市化区域的经济衰退浪潮。

逃避统治的赞米亚区

目前狭义的赞米亚概念

主要在长江流域和中南半岛之间

公元2002年，荷兰历史学家威廉首次提出赞米亚概念，专指那些长期不受帝国管辖的东南亚山地人口。通常是以中南半岛的北部密林为核心，向西触及缅甸与孟加拉湾沿线，向南延伸至越南历史上的占城故地，向北则可抵达整个长江流域。尽管从未有政权将上述全部区域都纳入麾下，却架不住由地形、技术限制和风土人情所共同塑造的“生态普世性”。

简而言之，大部分被划入赞米亚概念的区域，都处在海拔300米左右的丘陵地带。不仅与外部世界缺乏有效的稳定联系，彼此间也会经年累月的分隔而产生间隙。只是靠人口稠密的平原地形衬托，形成政治、文化与生活习俗层面的更大差异，才渐渐为形势所迫而产生现实共鸣。至于来源复杂的本地居民，更是包含有各类土著、流亡者或外来僧侣。他们并不具备广泛的跨区域信仰或语言体系，却总是会为日常所需而做到相互认同。

长江以南的丘陵多山地形是形成赞米亚社区的关键所在

因此，任何帝国都无法用手中的前现代技术去彻底打破阻隔，只能以零敲碎打的方式展开逐步蚕食。比如先秦时代的楚国，就是此类扩张模式的早期典型。他们从水系发达的汉江平原南下，沿湘江等次级主干道向南拓殖，又向东抵达长江中游与淮南。最后甚至能派大规模偏师抵达云贵高原，将自己重建的滇国世系延续到西汉。

当然，这类粗放操作的副产品，就是帮赞米亚区域巩固天然边界。因为帝国的军队往往只能靠船只纵横于河道南北，而无力向高耸的巅峰发动决定性征服。所以，只要各山头的首领们愿意臣服，或是以自我隔绝的方式减少接触，就能同临近的低地保持和谐。

楚国的扩张模式就是对赞米亚地区风貌的极佳诠释

当然，这套被楚国人玩到炉火纯青的扩张技巧，同样会有无可避免的额外效应。例如越是偏远地域，就越不容易为国君所直接掌控。外来领主不用经历多少时间淬炼，便会迅速转变为坐拥一方的半独立实体。后世人常常此类现象，归结为楚国对中原争霸失败的主要病状，却丝毫不顾及当事人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因为即便是后来大搞基建工程、广泛滥用人力的暴秦军国，都没能从根本上缓解此类现象的不断萌发。相反，居于高处的赞米亚社区反而容易因这些开拓而由弱转强。

另一方面，每当战乱从北方波及南方的各小块平原，就会引起流亡人口的自我赞米亚化。首先是南越王赵佗这类前帝国贵族或官僚的保境安民策略，在实际上将原有辖区变为割据势力。其次才是编户齐民为求生机，义无反顾的冲向主干道两侧的丘陵区域。由于该群体往往缺乏政治、宗教层面的上层构建，所以会很自然的融入土著社会。经常只需1-2代人时间，就会被后来的远亲视为蛮族。于是，赞米亚区域的幅员虽可大可小，却甚少被彻底磨平。至于晚来一步的新建帝国，更是索性将此类山头都视为某种可随时“享用”的代持遗产。

赵佗的南越国与孙权的吴国

都有不同比例的自我赞米亚化属性

公元3-6世纪，此起彼伏的三国乱世与南北朝争霸，衍生出规模浩大的衣冠南渡迁徙和赞米亚区域后退。首开先河的孙吴帝国，就因人力资源匮乏而将目光转向丘陵深处。随即派大量属下攻略本地的山越居民，并按需将之分配为陆军士兵、水师桨手或屯田农奴。甚至连远航台湾的卫温，都附带着较为严格的奴隶收成指标。至于后来拥护孙权称帝的众淮泗将领，都有靠山越充实自己的府库与私兵班底。从而将前文所述的两种自我赞米亚化相互绑定，既是对原有蛮族控制区的大肆侵夺，又在实际上将自我转化为新一代中原策士笔下的化外势力。另有陆、顾、朱、张这类早来的本地大族夹杂其中，成为左右南朝局势数百年走向的政治砝码。

很快，南北朝时期的大规模动荡，由包括北府兵在内的诸多流亡者带往长江以南区域。在技术水平、生产模式并无显著提升的可观限制下，他们依旧如前代的淮泗集团那样集中居住，分布在太湖以东到洞庭湖以西的狭长平原地带上。唯有少数人会继续沿江河湖海挺进，散落于长沙、宁波一类的小型据点周围。因而，针对赞米亚区山越的扩张就必须更进一步。原先止步于韶关等内陆隘口的编户齐民区更是继续向南大力推广。他们来自海上的印度和波斯的商人频繁接触，形成后来广州城的原始雏形。直至隋唐两朝稳定中原，都完全处于赞米亚社区的包围之中。

南北朝时期原先的赞米亚区域被迅速压制

此后，类似由人口流动所产生的地区风貌差异，又多次在整个长江以南地区上演。特别是在宋元两朝的多次风波过后，传统赞米亚区范围被逐步压缩至西南的广西和云贵高原。于是，明清两朝纷纷在北至汉水、南抵湘江的边区设立内部长城，还先后为发生于麓川、播州、大藤峡、海南岛的冲突派遣重兵。乃至遭遇就番江西的宁王叛乱，并前后3次被坚持抵抗的越南人给礼送出境。前者无疑属于典型的被动赞米亚化，而后者则有很大比重的主动因素。

这种平原农垦区与赞米亚山头的冲突究竟持续到什么时候？答案很可能是在21世纪初！限于本文的篇幅有限，无法将期间发生的繁多冲突都罗列出来。因为即便是没有战火侵扰的和平时代，经济建设也容易偏向于有中央直属关系的平原区域。特别是在具有全球化属性的城市扩张阶段，大批人口被从内地与丘陵区域吸纳进少数一二线都市。从而做到了过去2000年，几乎所有名臣将相不曾实现的分布生态。

明清两朝的对苗人战争和南方长城

都是帝国压缩赞米亚地区的长期尝试

逆城市化的巴高达运动

巴高达运动是发生于罗马帝国晚期的逆城市化进程

那么，城市化进程是否能彻底终结那些源远流长的赞米亚地区？在轻易得出任何可能性前，我们不妨再看看发生于古罗马帝国晚期的巴高达运动。因为那是一次彻头彻尾的逆城市化运动，且大部分参与者都来自先前的产业链末梢，与纯粹的外敌入侵没有必然联系。

早在公元1-2世纪，罗马帝国通过数百年的文攻武赫，将势力范围由原先的环地中海水域扩充至欧洲内陆。特别是夹在阿尔卑斯山脉与莱茵河之间的高卢地区，是罗马人达成本次飞升的最重要一环。其重要性无异于东印度公司取代莫卧儿王朝，将南亚次大陆变为大英帝国版图中的定海神针。若再算上更早征服的西班牙山区，构成罗马帝国西部的最广袤领域。

广袤的高卢内陆就是古罗马城市文明扩张的重要基石

另一方面，古罗马人的地中海文明起源，决定了帝国本身必然夹带有浓厚的希腊城邦基因。换言之，无论皇帝与总督的权势多么浩大，都仰仗于每个区域内的城市充当版图节点。例如由希腊人建立的马赛和拉丁人构建的土伦，以及拥有凯尔特人起源的维也纳、里昂，以及宿敌迦太基人留下的巴塞罗那，都被新来者竖立为统治一方的政经核心。稍后又有脱胎于退役老兵片区的次级殖民据点出现，迅速成长为当时的二线或新一线城镇。最后才是为防御日耳曼人南下而设置的那些永固军营，以比较缓慢的方式演变为三线功能小城。

在整个帝国的前期，大部分罗马人口就生活于上述三类城市之中。无论是地位最高的公民，还是普通自由民或债务奴隶，都习惯于到城市中谋得自己的一席之地。这些占整体面积很少的区域，也会自动对周遭乡村形成虹吸效应。尤其那些原本就生活在山地林间的蛮族土著，迫于整体资源配置的倾斜而被迫用脚投票，成为帝国同化能力的最好证明。即便有坚持传统生活方式的死硬聚落，都没可能在人口体量、经济价值和政治影响力领域展开抗衡。

罗马高卢的城市化浪潮又会在周遭乡间构建起庞大的产业链基地

然而，不断激增的都市规模，势必需要有相应的产业链予以支撑。仅仅靠城区外围的有限耕地，早已跟不上人口扩充的时代步伐。于是，富裕阶层纷纷将目光转向较远乡间，发展只属于自己的供应链体系。他们在山地众多的西班牙，往往乐于开发贵金属矿藏，而在高卢的那些小块平原间就主攻农业或手工工场。只是考虑到当时的技术还存有诸多缺陷，并非所有区域都能被成功拓殖为田园，也不是所有经营者都安于搞收益较低的农牧生产。但无一例外的都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且需要有大量的奴隶阶层才可以维持基本运营。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罗马富裕阶层的旷野投资，完全服务于处在中心位置的大型城市。无论是供本地贵族消费，还是出海转运至其他行省贸易，都离不开特定城市给予的市场职能。反过来，高卢和西班牙的大城市也需要有乡间产业链维持自身购买力，否则就很容易沦为坐吃山空的存量财富持有者。所以，不仅乐于贡献运维资金，还是各类奴隶流入生产线的最主要源头。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无论这些外围产业园聚拢多少人口，都很难成长为与自己有竞争关系的全新城市。其中的缘由也很好理解。那就是大部分奴隶都被过度压榨，不存在完整意义上的公民权。至于坐拥庄园别墅的少数富人，更不会允许自己的乐园被拥挤街道所挤占。

少量贵族经营者+大量奴隶的人口结构

注定了外围产业基地无法进一步发展为合格城市

到了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开启缓慢且异常痛苦的由盛转衰进程。由于对外军事压力的陡然上涨，各行省所减负的财政压力也随之攀升，收到的成效却在日益减小。一些有前瞻性的地方派索性选择割据自立，期盼把源自本省的兵马钱粮都截留来保境安民。结果自然是酿成全面内战，直接引起贸易经济的一片萧条。远在意大利的君主虽非常乐于攻灭高卢帝国，却无法保证自己的军队能及时堵住莱茵河防线。因此，北方蛮族便犹如无人之境般频繁南侵，且往往优先选择对缺乏保护的乡间产业园施加蹂躏。由此产生的持续破坏，更是让居于中心位置的大城市都损失惨重。

于是，轰轰烈烈的巴高达逆城市化运动，便在公元3世纪末到5世纪间如期展开。在许多城镇遭蛮族军队攻破前，依附其中的人口便因经济崩溃、物价飞涨和安全隐患而举家出逃。但能成功去往其他行省的幸运儿毕竟只占少数，余下部分仅能退而求其次的遁入乡间。奈何周遭的别墅与产业园更为萧条，无法再能靠来自经济重心的订单维持大规模运作。因而迅速跌落至小农生产模式，成为日后学者抨击中世纪居民开时代倒车的罪魁祸首。姗姗来迟的军团则更为过分，只顾着向幸存者们索取防务开支，进一步逼着他们向偏远山林撤退。

帝国军力的衰退与蛮族势力的不断入侵

直接摧毁了高卢城市化地区的产业链基地

因此，在整个公元4-5世纪，各类巴高达区域都在以高卢为核心西帝国境内迅速扩张。其中的某些山头，就是原先的保守土著聚落，主要是靠躲避蛮族入侵与帝国重税双重摧残的罗马难民填充而成。但也不乏曾经的区域小镇或产业园区，因自觉无法获得军团保护，而选择在地方贵族的领导下叛乱。譬如最早被记录的两位首领--阿曼达乌斯和埃里亚努斯，就来自原先的地主阶层。在被帝国派来的正规军击溃后，还躲在巴黎附近的堡垒内坚持到全体阵亡。数年后，又有模仿者在里昂城周遭尝试建立巴高达社区，甚至能有编练军队的严密组织。按同时代御用文人的描述来说，就是：农夫模仿步兵，牧民成为骑兵，自己收割乡村粮食！

当然，日益衰微的帝国当局绝不会坐视巴高达地区野蛮生长。只要残存的军团尚有余力，便经常由更加危险的边境内撤，对这些不服教化的刁民实施裁决。但聊聊数次集中围剿，也仅仅能肃清核心城市周围的有限目标。相反，此举还让虎视眈眈的蛮族得以借机长驱直入。于是，惨不忍睹的恶性循环再度上演，将更多原本可以为皇帝作战的适龄人口推向巴高达乡村。后者也会为寻求自保，渐渐与新来的蛮族首领达成联合协议，成为各罗马驻军城镇的陷落关键。至此，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无可避免，成为板上钉钉的确定趋势。

大部分巴高达人口陆续选择加盟蛮族阵营

从而注定了西罗马帝国的毁灭

注定不受待见的启示

如今的我们正处于自古罗马时代结束后

规模最为浩大的一次城市化进程

无论是曾盛极一时的赞米亚地区，还是终究古罗马帝国的巴高达运动，都对生活在当代的人类有着莫大启示。毕竟，经济增长与城市化扩张，都不是一尘不变的时间线真理。

因为城市化发展本身，就是要把大部分人口集中于特定区域内，从而发展出具有更高密度、更大深度和更密切合作的循环网络。只要存有足够的施展空间，就没动力将区块扩充到全部领域。否则就是吃力不讨好的亏本经营，很容易造成祸及全盘的局部溃烂。同时，城市化区域还自带产业链的吸纳效应，防止大量人群在辐射范围外聚集。所以，大部分国家想要在经济、政治层面确保长期稳定，都势必要将大量权重倾斜给城市。甚至愿意牺牲广袤的非城市化区域，也不必担心出现难以把控的赞米亚社区。

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必然以乡村人口的凋敝为直接代价

可惜，经济发展总有潮起潮落。一时之间的顺风起飞，终将面临被迫着陆的周期收场。无论是体量硕大的超级大都会，还是搞分布式发展的小城市集群，也都有着承载力极限。于是，原本为盛世预期所制定的规划成果，就会迅速演变为逆城市化发展的关键一环。古罗马人的巴高达运动，正是以周遭的农场、工场或各类庄园为温床，对原先的城市核心展开裂变式瓦解。

不过，赞米亚区域的反噬和巴高达社区的生长，都不曾将具有真正价值的城市从地图上抹去。古罗马人的里昂和巴塞罗那，都在后来的历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由经济崩溃所带来的萧条与饥馑，只是打击、削弱了辐射范围，并不影响后来者继续将之作为区域内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据点。分布于长江以南的长沙、桂林和广州，同样能在千年的风雨飘摇中屹立不倒。

罗马与君士坦丁都曾因逆境而陷入萧条

巴黎与上海同样在建城之初遭遇过兵灾劫难

换句话说：逆境才是最有效的试金石。每座城市，乃至治下的所有段落，都势必在大浪淘沙中经历考验。看似光鲜亮丽的新进区域，很有可能只是缺乏根基的沙雕城堡。根深蒂固的旧根据地，反而具备更强的生命力。强如罗马、君士坦丁堡、长安和洛阳，都无法在变幻莫测的周期交替中保全完璧之身。后来成型的巴黎、图卢兹与上海，也有经历极其脆弱且威胁的初创童年。

或许在有的读者看来，这类来自古人的经验有些太过遥远。但只要参考经济形势的周期走向，再结合内外大环境的推演趋势，就不难看到危机始终潜伏于我们身边。因为冷兵器时代的剧变虽足够血腥，却远远及不上信息科技的一次山呼海啸。

基于盛世的疯狂城市化扩张也会在逆势中遭遇集体退潮

那些由盛世环境所塑造的无序扩张，让许多原先游离于城市的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但机械且单调的产业搬迁，以及针对有限人口的拔苗助长式填充，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涂抹掉外围属性。当支撑其扩沿的金流不若以往，就很容易原地退出城区序列，乃至沦为城市治理的头疼死角。介时，过度扩容的鹤岗式睡城、绕开原交通节点的物流渠道，以及被用于降低建筑密度的大型绿地，都将呈现出类似巴高达运动的赞米亚区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