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公众号:尼伯龙根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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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穆特·魏格曼(Helmut Wegmann)1940年12月入伍,先在位于海德堡的国防军第105步兵补充营接受训练,1941年10月作为第198步兵师的一名军需官来到东线战场。1942年4月15日,他被调到第16装甲师第79装甲掷弹兵团第3连,参加了哈尔科夫的战斗。

1942827日,我在家信中写道:“我已经渡过顿河,离伏尔加河畔的斯大林格勒已经不远了……”830日,我又写道“我正坐在距离斯大林格勒5公里外的战壕里,我们可以看到伏尔加河。这里的地形非常空旷,就是一大片草原,下面是沙子。北非应该不会比这里更恶劣了。为什么会在这里爆发大战的原因不难理解,谁都不会把这样一座城市拱手相让。最可怕的东西是飞机,这东西让人一刻都不得安宁,空袭昼夜不停,晚上尤其频繁,它们成群结队前来投弹”。这就是我初来乍到时候对斯大林格勒的印象。

16装甲师奉命在北部建立防线,防线朝向北边,后面就是斯大林格勒。刚建立完防线,希特勒的训令就下来了——斯大林已经从萨拉托夫派出大批部队,一场大型攻势马上就要开始。

第16装甲师的一名装甲掷弹兵正在为战友理发,1942年夏季,后面的Sdkfz 251装备了重型火箭发射架。

轰炸连续不断,炸弹破片击伤了许多车辆,破片打坏了散热器,车辆就无法行驶。我们只好把车都停在草原上的冲沟里面,在沙质土壤上挖出凹坑,用来保护引擎,作战部队也在这里掘壕据守,到底挖掘过多少壕沟根本无从统计!战斗非常激烈,一天之中阵地有可能多次易手,伤亡率非常高,有好几次,我的战友就在我身边倒下。一天晚上,我们接收到了“人力补充”,由我们部队的一个毫无作战经验的少尉把补充兵带上来,就在第二天,这个少尉就在我的散兵坑里被弹片打中胸部,死了。当巨量的苏军向我们的阵地涌来时,战友们就像被猎人击中的兔子一样纷纷倒下,我们伤亡过于惨重,只能放弃阵地。我引以为傲的部队,第79装甲掷弹兵团第3连,在短短的三个星期时间内,人数从150人下降到20人。作为一名代理下士,我在幸存者中还算是军衔高的。这个连已经无法继续战斗,被就地解散,残余人员并入营预备队。

第79装甲掷弹兵团一名阵亡士兵的身份牌。

第16装甲师的一处机枪阵地,前面就是伏尔加河。

如果说之前的经历称得上可怕,那么,现在地狱之门已经打开了。我们日夜不停地去解救被苏军围困在小包围圈里的同袍,都是极为残酷的近距离交战,伤亡人数又进一步上升。早在9月份,后勤就已经出了问题,弹药和食物出现短缺,物资到达的时间很不规律,没法洗澡,没法刮胡子。最糟的事情莫过于战友受伤或者死亡,在丢掉阵地然后又在短时间内夺回的情况下,往往做不到及时埋葬死者,抢救伤者。

这是我最为艰难的一段人生经历,那时候我发誓,如果战争结束,我能活着逃出这个地狱,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那我就去从事社会公益。

1942925日这一天,又有很多战友遭到围困,为了维持整条战线的稳定,包围圈必须得打通。解围作战由一名少校指挥,我们一整个班坐上装甲运兵车接近苏军,以近战方式驱逐他们。一旦接近苏军据点,我们就跳下来投掷手榴弹,然后进行占领。

我们在快到1700时候出发,车往东向伏尔加河的方向开,所以落日在我们身后。进攻部队展开楔形阵型,在地平线之上很是醒目,伏尔加河那边的苏军炮兵马上就开始炮击。几分钟之内,就有三辆运兵车被炮火直接命中,人员和车辆都损失掉了。少校马上叫停进攻,我们又返回了出发点,这天晚上在运兵车旁边露宿。天亮的时候,东方升起的朝阳照亮了战场,攻击又重新开始了。

第16装甲师装备的Sdkfz 251/B,巴巴罗萨行动前夕摄于罗马尼亚。

因为朝阳从东边升起,还有轻雾,苏军炮兵不太容易看清我们的动向,我们没受到炮击就到达了目标点。我要求班组成员把步枪的枪带挂在脖子上,并将手榴弹的保险栓拧开。为了方便在近战中取用枪弹,步枪弹都装在衣兜里。在接近到离苏军战壕还有20米的时候,我下令“投弹!起爆后跳出车外!”放人之后,运兵车就得撤离了。

这时候,伏尔加河对岸的苏军火炮开火了,正当我从车里往外跳的时候,一发炮弹在附近爆炸,飞溅的弹片打穿了我的裤子,引燃了装在侧兜里的一包子弹。我感觉左侧大腿突然受到重击,一下子摔倒在地,硝烟弥漫。我大喊:“我着火了!”当时还以为被曳光弹打中了呢。烟雾散去后,我才发现我的脚,还有整条腿都被扭转到了错误的方向,我实在是搞不明白是怎么弄的。另一辆装甲车的观察口遭贯穿,司机被击中头部,当场身亡。别人把这辆车开离战场,顺便把伤员捎到急救站。我是第一个受伤的,所以我和阵亡的司机并排躺在车里。不到半个小时,我就已经到了野战医院,我一直不知道那医院究竟在哪里,也不知道地名。

在作战间隙休息的德军步兵,1942年9月,斯大林格勒。

我首先在一个帐篷里得到了急救,他们切开了我的左腿裤管,这时候我才看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爆炸的步枪弹炸断了我的大腿骨,导致左腿扭向一边,从伤口中一共取出了8枚子弹。手术将在当天晚上进行,在处理过伤口之后,我赶紧给我的女朋友,也就是未来的妻子写了封信。

这一天是926日,手术一直做了四个小时,扭曲的左腿得以复位,大腿外侧被切开,插管引流。这是必需的,因为爆炸将火药、污物和一些其他东西带进创口,需要排出大量脓液,这之后过了好几个月才不流脓。医生们取出了一部分子弹碎片,但直到如今,我的左大腿里面还是残留着100多块微小的金属碎屑。在将我的腿复位的时候,一些碎骨被推入腹腔,由于我状态虚弱,没法当场取出。直到1943年秋季,维尔茨堡的尤利乌斯医院才实施复杂手术,取出了碎骨。

手术之后,我被送到一个充当病房的大帐篷里,那里已经躺了四五十位伤员。有人告诉我,这是1936年柏林奥运会时候为运动员们准备的帐篷。这里的负责医师是一位来自哈尔科夫的俄国女医生,她是为了养家糊口才来为德军工作的。我那时候22岁,脏兮兮的。第二天,医生注意到我没有吃早餐,我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什么都拿不起来。在巡视病房的时候,她发现我不对劲,于是她坐在床架上,就像喂孩子一样喂我吃饭,之后每次吃饭时候,她都会来喂我。

两个星期之后,女医生又有了新的任务,她被调去担任斯大林格勒前线总医务长的助手和翻译,她已经吩咐接替她的医生要好好照看我。虽有新任务在身,但她还是不能放下野战医院这边的事情,差不多每隔两三天就要回来一次,一回来就问我状况如何。如果我说想吃点什么,例如想吃点酸的,她就想方设法地帮我带一份。

过了5个星期,我还是在发烧,体温总是在39°以上,女医生说要是这样的话,就没法给我打上石膏,转运出去。这自然促使我每次测量体温时努力把它降到37.5°,这样我的恩人就会满意。我在118日的家信中写道:“终于退烧了!今天早上我打了石膏,准备转运。过个一两天,飞机就会把我运到斯大林诺,然后继续后送,我很快就能回国了!”

在去飞机场之前,我躺在担架上向女医生告别,感谢她的帮助和照顾。飞机场上一架飞机都没有,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来了一架意大利飞机,但没有着陆,只是用降落伞投下来一些容器之后就飞走了。没有人能确定还会不会有其他的飞机过来,别无选择,救护车又把我们拉回了医院。原先的床位已经被别人占了,我只能躺在地板上,我的恩人显得很是沮丧。她来看我的时候,说明天早上会有一支有装甲车护送的车队开往季希尔,车队里会有些救护车,如果我愿意冒险,那么可以和他们一起走。俗话说的好:“手里的一只鸟儿胜过林中的两只”,所以我决定离开。

第二天出发的时候,救护车司机说,为了赶上车队,他必须要保持速度,肯定会不舒服。路上很是颠簸,伤员一路大呼小叫。在斯大林格勒通往季希尔的公路上有一处高地,曾经多次易手,从救护车的窗户往外看,景象很是凄惨,到处都是起火烧毁的德国和苏联坦克残骸,士兵们的遗体暴露荒野,无人掩埋,苏联人后来在那里竖立了一座纪念碑。

车队安全到达顿河畔的季希尔,这是火车到达斯大林格勒之前的最后一个经停站,当时后勤物资还能送到这里,都堆放在仓库里。一列货车完成卸货,把伤员运往第聂伯罗彼得洛夫斯克,每节车厢里躺着5个伤员,然后再站着差不多20个。在路上,火车遭遇了一起破坏活动,有人在铁轨下面埋设炸药,炸药爆炸导致机车脱轨,伤员们在车厢里滚来滚去,躺在担架上的那些尤其倒霉,好在我的石膏足够结实,没有再出问题,真是幸运,真是多谢恩人了!

周日晚上到站之后,伤员又继续往利沃夫转运,可以想象,在货运列车上,食宿和卫生条件会有多么糟糕。周一上午,我们终于被送进医院,制定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医生在查看和清理了我的伤口之后,做出了将我送回本土治疗的决定。

1942年11月28日,魏格曼被送到维尔茨堡的尤利乌斯医院,经过了好几次手术才保住了腿。1944年7月27日,魏格曼从国防军退役,他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誓言,一辈子投身于社会公益。

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被苏军缴获的第16装甲师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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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枪弹在裤子里爆裂:斯大林格勒幸存者回忆录发布于2023-10-22 17:5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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